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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良玉:解读马克思的人性观

2016-03-31     收藏 推荐 举报 保存为WORD 分享

解读马克思的人性观

文良玉

@张清:各位老师、同学晚上好!今天晚上的微信课堂,我们邀请文良玉老师,他讲课的题目是:解读马克思的人性观怎样?

@张清:文良玉,人力资源经济师,系统学习过政治学、经济管理、人力资源专业,从过军,在央企、民企从事人事工作达三十年,对红色管理与现代管理有较深的研究,并从中悟出了马克思的人性观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

@文良玉:各位老师,晚上好!咱们群里大才云集,张清老师让我解读马克思人性观,我或许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张清:现在我们请文良玉老师开始讲课。

@文良玉:如下我正式开始。

一、马克思的人性观,也可谓是共产党人的人性观,我甚至还感悟出,它是弄通马克思理论的敲门砖:犹如要弄懂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就要先搞懂霍布斯的人性观,还如要弄懂荀子的政治理论也要先搞懂荀子的人性观。

二、我所以关注研究马克思人性观:

1、是因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引起的。学过人力资源管理或工商管理者皆知,学习现代管理理论是要从了解人性入门。为何要从了解人性入门?倍受马斯洛与德鲁克称赞的现代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指出,所有管理理论与管理对策都是基于人性假设产生的。

2、早在1943年,毛主席与刘少奇交谈时就指出,马克思对人性曾做过科学分析,并望党内有人能做出通俗宣传。然而至今,还没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我们党对西方的错误理论与价值观等,至今还难以产生免疫力。

3、是强烈意识到,了解马克思的人性观,不仅有益于弄通马克思理论,有益于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还有益于将马克思理论正确运用到我国企业,进而有益于将我国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三、如麦格雷戈指出,所有管理理论及管理对策都是基于人性假设产生的,同样,所有的治世理论,包括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乃至所推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可谓是基于人性假设产生的。那么是否如此?如下,我们先解读西方固有的人性观,并剖析其政治理论、经济理论乃至所推重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否基于此产生的。

而今西方还普遍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致使西方接受这种人性观者,其关键人物当属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西方政治理论奠基人霍布斯、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

1、基督教的创建者认为,人生而有罪,天生性恶,这是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造成的。人所以生而有罪,是因为有罪才来到“尘世之国”;人性所以为恶,是因为灵魂受到玷污。要使人性为善,就得去除人的原罪,要去除人的原罪,就得净化其灵魂,而这只能靠“至高、至美、无所不能,至仁、至义、无所不在”的上帝来拯救,人类自身是无能为力的。

基督教还认为,尘世之国只是一个相互伤害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终将沦为罪恶的渊蔽”。生活在尘世的人,或只能获取肉欲上的快乐,或只能忍受人世间的苦难,不会过上至善和有正义的生活。好在这个国度只是人类的暂时驿站,人们只要求得上帝恩典,并进入天国,就能够免受苦难,甚至还能获得永恒幸福。有鉴于此,基督教的信徒认为,人世间创建不出“理想国”,故而也贬抑共产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或是为了人们对未来能抱有向往,或是为了人们在精神上能有寄托,或出于要为和谐社会做贡献,基督教要人们都皈依上帝,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予来世。为使尘世不至于成为人间地狱,基督教还界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即也“双长制”,让上帝负责引导人,总管“凯撒”无能为力的思想教育工作,让“凯撒”负责控制人,总管尘世之国的行政治理。

2、霍布斯认为,人世间就如自然界一样“丛林法则”。人与人之间没有道德,没有怜悯,没有互助互惠,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有的只是残暴无情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为“自我保全”,都不惜牺牲别人,这一利己动机是人性最根本的、决定一切的特征。因此人在本质上是自私、邪恶、富于侵略性的,社会状态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的利益也是互不相容的。霍布斯正是以这种人性观为西方创建政治理论,故基于此政治:只求惩恶、不求扬善,只求“法治”、不求“德治”;只重视以“权力+契约”对治,不重视以“修身+齐家”对治;只注重“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不注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也只能“民勉而无耻”,而无以使民“有耻且格”。好在万幸:在哥白尼发现地球之外并无天国、达尔文揭穿人也并非上帝创造之后,西方没有懈怠对上帝的信仰。

3、亚当·斯密承继了基督教、霍布斯的人性观,加上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流浪汉,斯密认为是“人性懒”所致,这使得斯密把人的本性总结为:人性恶、人性懒、人类不能群、人性不可塑、人唯利是图,并在近代被西方上升到哲学高度,还受到其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致辩护,以致其政治、文化都把“自私自利”当人权来维护,且视之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囿于此,亚当·斯密只求靠个人主义促进生产力,只就经济论经济,只以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逻辑创作《国富论》,只求能引起“屠户、面包师、酿酒师”自主创业而繁荣经济。乃至如今以斯密为宗师的经济学人,在社会已进入大生产、大协作的年代里,仍偏执于私有化,仍只对股东利益最大化感兴趣,并只能有赖“胡萝卜加大棒”对治。

而今,稍有现代管理常识者都能发现,西方先哲的人性观是有片面性的,只看出人的自然属性、进而认为人性是恶的,没看出人的社会属性、进而不能意识到人性是能够为善的。

四、马克思的人性观

马克思(包括恩克斯)认为,人类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能够合群的高级动物,由此决定人的本质: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还有思维属性,人性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人”有不同需要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1)有自然性需要时,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2)有社会性需要时,会向他人示好,甚至乐善好施;(3)有思维性需要时,“求知、求美”,进而会“崇高”。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性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一定条件下还会可能成为崇高的人(或曰“自我实现人”)。具体,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过如下论述:

(一)人有自然属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此种属性使人只求“衣、食、住、行、性”的需要。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故而人性“恶”,也会像动物一样只贪图肉欲上的满足。

(二)人有社会属性。如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人的本质不仅源于本我,还会受外在环境影响。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人之所以具有社会属性:

1、人不能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活。如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犹如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所)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2、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社会需要,即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其中应包括对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这些需要都来自于社会,人们只有进入社会并表现出正能量,才能够得到这些需要;换言之,人们进入社会后,只有能获得这些需要,才会更积极地融入社会,甚至可以为社会忘我。诚如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即人能改变环境,环境也能改变人。那么环境对改变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可由基督教得知:“因有上帝之爱,才有至善和正义”。还可由现代管理学得知:当企业缺少人文关怀,雇员只能获得经济利益时,会唯利是图;当企业具有人间真情,雇员既能获得经济需要、又能获得社会需要时,会与企业结成共同体。如现代管理学家梅奥认为的一样,人的表现不仅源于“经济诱因”,还会受“社会诱因”影响。梅奥甚至认为后者比前者对人的影响力更大,即更能够改变人。孔子把“齐家”当做“平天下”先决条件,拿破仑视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也可谓是看出了“社会诱因”对人的影响力。

3、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尺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具体言之,人的需要具有阶级性。笔者认为,此“阶级”有时会是本群体、本企业或本阶层,有时可能是民族乃至人类。可对照李嘉诚2013年11月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注解,李嘉诚说:作为企业家需要对股东负责,但“如是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若只是为了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可见,一个人的“阶级”立场或所持的人生观、价值观不同,体现的需要及由此决定的行为也不同。又可推知,一个人只想着自己,会以自己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极度自私;一个人想着家庭时,会以家庭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维护家庭利益;一个人把股东或企业放在第一位时,会以股东或企业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视维护股东或企业的利益为“天职”;一个人心中有民族乃至人类时,会以民族或人类的需要为需要,进而会产生“大义”。此外,人的需要还有时境性,以物质充裕程度、社会道德风尚、消费观念或心理攀比等为标尺。

(三)人有思维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有思维,为此会“求知、求美”,进而能产生“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正可谓如此,马克思花大气力剖析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以找出“真知、真美”或曰正确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人民群众一旦有了正确思想,“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但又认为,不对民众进行必要的教育,一般是产生不出正确思想的,故又针对教育说:“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并主张用共产主义理想引导人,如基督教要求人们,即便身处“地上之国”,也要对“上帝之国”抱有理想,且时刻接受其思想洗礼。

马克思、恩格斯还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说,人们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即人的需要决定人的本性。那么人有哪些需要?是仅有“衣、食、住、行、性”的需要、进而会致其“恶”,还是还有“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的需要、进而会致其“善”?是仅有物质生活需要、进而会令其贪得无厌,还是还有文化生活需要、进而会令其追求精神品味?是仅有“小我”或只有动物层次的需要、进而会令其弱肉强食?还是还有“大我”或曰人类层次的需要、进而会令其“至善与正义”?

五、中国先哲的人性观(从中,我们应该能发现,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

我国早先认为人性善,后又出现了性恶论,为此辩论了两千多年,但却都不否定“人性可塑、人类能群”,甚至认为只要以“道心”治“人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致使我国产生如此人性观者莫过于孟子和荀子。

孟子认为人性善,其主要观点:(1)人性之中有“善端”。即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人类从善犹水就下。孟子认为,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有人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即人都有愿做君子的心理倾向,而不愿做小人。(3)历史长河中,人性是向善演变的。即孟子不否定人生而有“食、色”之疾恶,但不论是善端、意向,还是从历史大趋势看,人性总会向善发展的。这使得孟子更相信,人类最终会实现“大同”。

荀子认为人性恶。有人指出,这与荀子所在时代“礼崩乐坏”进而迫切需要法治有关。为此荀子把人性恶无限夸大,从而导致性恶论,乃至产生了“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的偏颇认知。诚如其然,也使得我国对人性很早就有更全面与完整的认识。荀子的人性恶论,也主要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分析的,正所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但却认为“人能群”,主张“化性起伪”“隆礼重法”,这说明荀子也不否定人性能善。

总之,我国先哲的人性观可谓与马克思所见略同,既看到有动物的自然属性,又看到有人类的社会属性,乃至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人皆可以尧舜”。故从孔子到孙中山都相信,人类靠自己而不靠上帝,也能建成和谐社会。

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思想家、饱受基督文化熏陶的伏尔泰,在细读儒家经典后说,中国文化就符合人文主义精神,并夸赞“具备完美的伦理科学,而这是所有各门科学中的第一位”。对此他分析是“只诉诸德行而不宣扬神迹”8所致。那么,何以使我国只诉诸“德行”而不宣扬“神迹”,不是也只能归于我国对人性具有更全面的认知使然?进而使我国思想家很早就能产生“人能弘道”的自信。故而在基督教产生前半个世纪,我国就有人倡导“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以修身自律、齐家暖人为基础的“仁政”思想。秦代对此不尽以为然,但汉代检讨秦“法治”之失后“德主刑辅”,魏晋也未曾间断对法律的儒家化,唐代以“德理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故使我国不仅涌现出优秀文化,还得以长期大一统,以致于我国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都曾令伏尔泰向往。

然则东学西进后,我国未与时俱进,在西方已产生“平等、民主、人权、自由”思想时,还迷恋着当时普世存在的“官本位”“等级制”,甚至执迷起愚民政策和奴化统治;在西方已工业经济时,还安于小农经济,结果不仅令我国文化发展陷入被动,还使得经济发展也陷入被动。好在十月革命给我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更重视“平等、自由、人权、民主”,产生的党更懂得“修身”“齐家”“化性起伪”,主义也合乎我国对“大同”的梦想。

进入20世纪,一些西方管理学家意识到“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式有问题后,便对西方旧的人性观产生了怀疑。1930年代,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指出,不能把员工单纯视为“经济人”,而应该视为“社会人”。1940年代,马斯洛从人的需要角度研究发现,人有七重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和自我实现需求”,即也发现了人性——不仅有自然属性,还有社会属性,甚至还会自我崇高。马斯洛晚年又将这七重需要分成两类:前四重为“不可缺失性需要”,后三重为“超越性需要”,并指出,只有前四重需要使人不觉得缺失时,才易使人追求自我超越。1950年代,赫茨伯格在调查访问二百名工程师、会计师的基础上得出“双因素理论”,这可谓是从另一个角度在验证马斯洛晚年的观点。至此,西方企管界便有了新的人性观,其后管理上的突破,大体也都源于此。

1960年代,麦格雷戈对不同人性观会采用的管理方式给予了总结,进而得出“X理论”与“Y理论”。(1)X理论的要点:认为一般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可能的话会逃避工作,对群体目标不关心,因此管理需要以强迫、威胁、处罚、规范、利诱等手段来激发人的工作源动力。(2)Y理论的要点:人们在工作上投入体力与脑力,就跟娱乐也要投入一样,是很自然的事。多数人并不抗拒工作,也有自我掌控能力,愿为群体目标努力,在管理符合人性时,人们不仅愿意工作,还望通过多完成任务而获取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感。据之麦格雷戈说,员工的不良行为一般都出于“经济人”假设而产生的管理方式造成的。并还深有感慨:所有管理哲学及其理论与制度,都源于人性假设。那么,可否也一样认为,所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乃至“主义”也都源于人性假设?

1980年代开始,因为日本企业讲温情威胁了美国企业的“基本生存”,这使得麦格雷戈的“Y理论”受到美国企业界普遍重视,故纷纷重视起管理人性化(也可谓重视“仁政”)。一些企业为了使文化能超越日本企业,一边“员工持股、绩效工资、员工参与”(可谓有与员工共产、按劳分配与民主管理之意)而创新制度,一边围绕“情感第一、说理第二、利诱第三、约法第四”而重新构建管理模式。一些企业为实现“人的发展和提高人性修养”(可谓有全面发展人之意)——以求拥有核心竞争力,还接受了彼得·圣吉的忠告,不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企业诉求,而是让出资人、管理者、劳动者拥有“共同愿景”(也可谓重视“大同”)。进而,不仅又拥有比日本企业更强的竞争力,而且其文化连曾产生大庆精神的我国企业,因为受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也已不能及。

关于马克思的人性观,我在《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一文中作出了系统的解说。以上有不对之处,望各位老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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