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法医·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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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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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四章

我猛地挥动胳膊,把3米多高墨绿色的落地窗帘拉开。初春明亮但不炽烈的阳光迫不及待地射进房间,把黑暗驱赶得无影无踪。室内的尘埃和几个来不及熄灭的烟头散发出的袅袅青烟,在穿堂而过的阳光中杂乱无章地飞舞着,纤毫毕现且极富质感。

刚刚在投影仪上看到的现场,我并不陌生,那是一片离村子很远的农田,村民们在一个小土包上建了一个雨棚好方便躲雨。略高的地势、潮湿的屋顶,加上前几天的阵阵春雷,你不难猜出那里发生了什么:这个地方已经是第二次有人遭雷击死亡了。第一次雷击死亡事件,我去过那里。我知道按照gb50057—94国家建筑物防雷规范,这块地方不够安装防雷设施的标准,但问题是,老天打雷之前读过这个国家标准吗?

我站在窗前,想藉着太阳的温暖竭力抵挡自己的负面情绪。都做法医好多年了,怎么还这么愤世嫉俗?我自嘲地摇了摇头。

上次的碎尸案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们一点进展也没有:碎尸案件常见的各个侦破方向,诸如死者是谁(行话叫尸源)、分尸手段、包装物等我们都碰了壁,案件的侦破工作好像走进了死胡同,这个案件的卷宗里,死者姓名一栏还无奈地填写着“无名”。也许这个案件要石沉大海了,我不得不考虑这种可能。

碎尸案还没告破,新案件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当法医几年我多少摸到了一些规律,我知道一年中哪个时段哪类案件会高发:像今天这种雷击案件春夏多发;元旦、春节前后与钱财有关的凶杀案件明显增多(别忘了小偷、抢劫犯也要过年);溺水案件多半发生在夏天;秋冬农闲季节由赌博诱发的案件明显增多。

时光就在人世间的这些悲欢离合中无声流淌。老天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随意挑选当事人,一遍遍地重复着自己恶趣味的游戏。它毫无怜惜地夺走人类最宝贵的生命,死者家人、朋友的痛不欲生似乎没让它产生一点点恻隐之心。

欢乐和悲伤就像磁铁的两极,它们原本就不会相隔太远。就拿去年的国庆七天假来说吧,在大家都忙着休闲、购物、旅游、走访亲友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组灰色的数据:国庆七天,我国因交通事故致死人数是1600余人,是三年前的整整十倍。分析起来原因很简单:私家车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还是新手。

直面人世间的悲伤可能就是法医的宿命吧,我悲哀地想。我不知道,作为这个时代的法医,面临越来越多的案件,我是应该喜,还是忧。

就拿这起碎尸案来说吧,原本王老头在拾粪,我在暖被窝里睡觉,大家都被这件谁也不曾料想的事情裹挟了进去。消息在局里传开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慌乱地抵触: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某个好莱坞大片里头,干吗要发生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这种抵触其实毫无用处,因为事实上案件已经发生,破案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不敢把这件事向社会公布,因为担心造成更大的混乱。可事情还是越来越乱了,旧案未破,我们又必须分出精力来处理新案,天知道全国各地每天会发生多少件案子。我被这些千头万绪牵扯着,制约着,不知道哪里才是破案的方向。

也许我应该到退休返聘的老郑那里求助,看看是否有些收获。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我对自己说。

背地里我偷偷地管老郑叫“爱趣三欧”,这说起来是有典故的。有一次我拿一份打好的报告请他看看,老郑在电脑上看着看着突然透过厚厚的老花镜,瞟着我,问道:“这爱趣三欧是个什么东西?”

我一时蒙了,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等凑近了看了看屏幕,再看看老郑的键盘,我终于明白了:老郑的英语不好,生平又不喜欢求人,为了学会打字,键盘上都被他贴了膏药,“h”上写的是“爱趣”,“o”写的是“欧”,估计这“2”变成下标字太小,老郑看不清楚,于是好好的一个“h2o”就被他变成“爱趣三欧”了。

肚里的肠子在迅速地纠结,脸上我却装得若无其事。“水。”我回答道。

“前后描述要一致。你前面明明写的是‘提取现场河水’,到后面怎么变成了‘往试管内加入爱趣三欧’?其他的问题不大,就这么发吧。”老郑显然不知道问题所在。

“是。”我迅速地跑了出去,找地方揉肚子去了。

但我绝不敢因此小瞧了老郑。法医这行涉及面太广,需要经验的地方太多。且不说专业方面,当年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老郑还有一个本领是我和那位“格子”协警一样惊为天人的:做完解剖我就能吃下饭,不过至少得换个地方,对着那些残肢断臂我可啥也吃不进。老郑却可以戴上手套做解剖,摘下手套吃东西,哪怕手套上沾满了鲜血他也不在乎,还美其名曰鲜血是“蛋白质”。

就算隔了层橡胶手套我也吃不消啊,这心理素质,杠杠的。

回想着这些记忆中零乱的碎片,我来到了老郑的门口。今天他不在。他的办公室在这栋楼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落,阴暗得白天也要开着大灯,而且旁边的房间就储存着大量的解剖标本。

这间办公室终年弥漫着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更不要提那些狰狞的标本让普通人是如何难以接受,所以老郑的房间永远是整栋大楼最安静的地方,甚至连他出门都没必要锁门。

我轻轻地推开了大门。房间里呛人的烟味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混合在一起迎面扑来,让人有些睁不开眼睛。房间里的摆设陈旧杂乱,桌面上堆得一尺多高的卷宗有些已经发黄,仿佛轻轻一碰就会碎裂开来,然后随着空气一起飘荡回古老的时光;暗红色桌椅的油漆已经剥落得斑驳陆离,暴露出来的木质已经发黑。如果不是办公室还有一台老掉牙的电脑,你会觉得时光仿佛突然倒流回20年前。

看着那台电脑,我的嘴角浮现出一缕微笑,老郑打字是典型的“一指禅”,恐怕也只有他那样的打字速度才受得了这台老爷机。

在踩扁了5个烟头后,我终于走到了那个枣红色的樟木柜子前。这个柜子里面分门别类装着几十年来这个城市所有的命案卷宗。

每次闻到这股熟悉的樟木味道,我的心里总是感慨万千:事实上,法医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救这一条条已经消逝了的生命,这一沓沓的卷宗,到底记载的是法医的功勋,还是这个城市的血腥,有谁说得清楚?

就在我准备打开柜子的时候,手机响了。

黎芮打来的。她的名字总是能让我轻快不少。

“浩哥,紧急求助……”

“你说。”

“我刚买了一条鱼,忘记让鱼贩帮我杀了……”

我的嘴角有点歪了。

“一菜刀拍晕它我实在下不了手,你说我能不能用根牙签,破坏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比如说脊髓或者延脑?”

我差点没把手机掉地上。

“你怎么找我问这个问题?”我的语气尽量平静,脑子里飞快地想着怎么逗逗这个小丫头。

“得了,谁不知道你在家里是主厨啊!”

“嫂子也很勤快的……”我讪讪地说。

“知道嫂子勤快,还是个女强人呢,你就快说行不行吧!”

“鱼会动。精确地找准解剖位置估计在技术上有一定难度。”我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来,“要不你试试把它放在水里淹死,没准它能变一水漂(法医常用缩略语。水中漂浮尸体的意思)?”

“你直接让我放生得了!”小芮有点气呼呼的,“哼哼,我先试试我的新主意,实在不行狠下心拍晕它!要是还不行……”

“怎样?”

“我把它从楼上丢下去,变一高坠(法医常用缩略语。高处坠落尸体的意思。)!”小芮气呼呼地把电话挂了。

我直接就笑倒在地上了。这就是我们整个刑侦大队,不,是全局的开心果,刚毕业一年的女法医黎芮。

老郑的影子和小芮的声音帮我赶走了负面情绪。如果说案件是冰冷和血腥的,我身边的人却经常让我感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我的妻子虽然是我最亲密的人,但她远在东京,是日本知名学府大阪大学的医学女博士。每隔几个月或半年她会飞回来与我团聚一下。大家总是拿我打趣,说是小别胜新婚,我也只能笑而不语。内心深处我知道实情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万水千山阻隔了我们的交流,是我们过于敏感,还是彼此的环境与生活差别太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每次相聚,我们首先感到的是陌生而不是温馨,我们需要好几天时间相互审视,这还是那个我们曾经连每一寸肌肤都那么熟悉的人吗?我得承认,这种感觉让我们彼此之间都很困惑,甚至有些微小的疼痛。

准备再次去打开柜子,手机又响了。强奸杀人案,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接警了就必须马上赶过去,看来老天是横竖不让我开柜子了,我只好笑着放弃。

可要我处理这个案件却有说不出的尴尬,要是小芮能来就好了。我有足够的理由让她过来一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且不说我和老郑处理这种案件有多不方便了,就算是询问案情,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能说些什么呢?之所以警队会故意招收一些女法医,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吧。何况小芮还有得天独厚的地方,她是本地人。几句家乡话的嘘寒问暖经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想叫上小芮,但又有些犹豫。这段时间局里大小案件不断,小芮连续一个多月没休假了,今天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和鱼英勇搏斗,我好意思喊人家吗?

思来想去,还是没办法。我总不能学孙悟空突然变成一个女人吧?

“小芮,我有件事……”刚拿别人开涮马上又要求人,我有点讪讪的。

“有案件了是吧?”小芮没等我说完就开口了。

“你未卜先知?”我的眼睛瞪得像铜铃。

“切!浩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有强奸案件发生,谁不知道?”

自己的死穴被点到了。小芮在电话那一头的偷笑怎么听起来那么奸诈?

小芮这丫头总是让人觉得不该来做法医。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孩子做什么不好,来做这个又脏又臭的法医。刚来的时候我就问过她这个问题,谁知她说她自己原来是学临床的,大三主动转专业学的法医,这个决定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我不好说什么。很多人做法医做不了多久就会转行,毕竟这行太苦,还有些被人瞧不起。

刚见到小芮时我以为她撑不过三个月,特别是有一次在解剖完腐尸后她到垃圾堆旁吐了个天翻地覆后。不过她解释说自己不是见到腐尸想吐,而是垃圾堆旁的那个烂西瓜让她想吐。

不知道她是牵强附会掩饰尴尬,还是她忍了很久了,那个烂西瓜只是最后的稻草,我反正觉得她撑不了几天。有次在街上遇到休班的她更让我坚定了这个想法,那次她穿着件迪奥的经典红底黑格大衣。这种款式在国内并不流行,根本也没人去仿冒,但我并没表现出惊讶,也没问过她。我知道刚毕业的女孩子买不起这样的奢侈品,我确信她有着不凡的家世。

很快,我就从小芮那旁敲侧击出,她父母并不希望女儿做这行,而是希望她能回家管理工厂。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盘算小芮走了后我该如何收拾残局,但是她却没有走,至少现在还没有。

接到我电话后,小芮很快就赶了过来,我忍不住好奇,很想问一下那条鱼的最终命运,但一想到强奸杀人案,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毕竟干正事更重要。

其实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强奸杀人案”一说的,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杀死被害人,那是强奸罪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会比一般强奸罪判得重,但是法院判决时还是以“强奸罪”论处,绝对不会出现“强奸杀人罪”,也不会判“故意杀人罪”。

不管怎么说,民警的大意我还是明白了。发生了一起强奸案,而且死人了。那还等什么,赶紧上路吧。

一看到现场情况,我的眉头就皱了起来。现场聚集了大批媒体记者。

我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死者是个漂亮的护士,被发现的时候身上不着寸缕,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记者们蜂拥而至。

我可以想象出明天的报纸上会充斥着诸如“美女”、“裸死”等恶俗字样。

说实话我很反感这样哗众取宠的宣传报道,如果我们面对的是自己亲人的死亡,我们的悲哀可会因他的美丑而有所不同?还会揭去他最后一块遮羞布并大肆宣扬吗?

面对死亡,这个人生最沉重的话题,我们不要说同情和尊重,就连保持一点安静和肃穆的心情都没了。我们谈到死亡好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可以任我们虚构想象,添油加醋,却浑然不知它终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其实,我并不排斥刑事案件中媒体的参与,相反我认为媒体的参与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提高透明度是公正的基础。

不过问题是,很多媒体似乎并没有成熟到可以摆脱恶趣味来客观公正地报道案件。而对于被恶趣味吸引来的看客,我们能抱多大期望呢?他们往往并没有耐心来静观事态的发展,静心等待事情的水落石出,而是结合自己的想象、经历、不满,过早地给出了答案。他们的眼睛已经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情绪泡沫所蒙蔽。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还有冷静的声音,有谁还能听得到呢?我看到这乱糟糟的景象,预感到事情也许会变得很麻烦。

我镇定自己,走近现场。那是医院的一间单身宿舍,幸好它还没有被媒体记者破门而入。死者就是这家医院的护士,28岁,302房间,房间正对着楼梯口。

我先走到房间后面看了看窗户。窗户关得很好,甚至窗帘也紧闭着。楼下没有可供攀爬的树木,泥地上也没有竖立过楼梯的痕迹。一架可以爬上3楼的楼梯体积可不小,重量也不会轻到哪里去,如果这里曾放过楼梯,一定会留下痕迹的。

正门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据说是护士小李见同科室的死者一天没出来吃饭了就去敲门,见没人应一开始还以为是死者回同城市的父母家了,于是就打手机准备问候一下。当手机铃声在房间里响起时,她才预感到不对劲,赶紧去喊人。管宿舍的阿姨用钥匙一打开房门就退了出来,赶紧报案。

阿姨说钥匙她随时带在身上,从不离身。典型的农村妇女,比较可信。

密室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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