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法医·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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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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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十九章

本来我并不相信“祸不单行”这句话。事实上我不相信任何唯心主义的东西,我觉得之所以有“祸不单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人在遭受打击后更容易看到事情不顺利的一面罢了。但这次这句话真的应验了。

首先是案件侦破不顺利,大规模的排查进行了一个月,3000多个符合线索的人员过了两遍筛子毫无结果,为了避免先入为主,调查人员换组后又进行了第三遍排查。

那天单位体检完不到一个星期,我去医院看一个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门诊王医生神情严肃地告诉我老郑胸片结果不好,最好马上住院检查。我的心好像被击了一拳。为谨慎起见我还是看了看片子,果然不容乐观。很靠近左主支气管的地方有一个阴影。那个阴影看上去就像一个刺球。我知道其中有一些毒刺是感染形成的,而另外一些,则很可能是恶性细胞在延伸的足迹。难怪老郑咳得这么厉害。

我低着头走进局里,回忆起刚上班时,老郑手把手教我的情形,眼睛有点湿润,一不提防几乎和老郑撞了个满怀。老郑正难得地背着双手在楼下的小花园散步。

我嚅嗫着不知道怎么开口,老郑没等到我说话就挥了一下手,示意我不用说了。他缓缓地踱到花坛旁边,指着一棵树问:“这棵树你见过吗?”

我当然见过。这是一棵普普通通的石榴树,每年秋天它会结几个酸溜溜的果子,除了附近的顽童谁也不会打它的主意。有次小芮好奇心发作试过它的味道,结果一个下午牙酸得连水都不敢喝。我每天都从它下面经过,却从来不曾抬头看它一眼。

我不知道老郑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抬头看了看石榴树,只见它长得枝繁叶茂,浓阴中隐藏着几颗并不显眼的果实,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呀。

老郑哈哈笑了:“别找了,傻孩子。这棵树没啥特别的。它是我和老伴结婚那天在局里栽下做个纪念的。”说着,老郑伸出手去抚摸石榴粗糙的树干。

一时间我有点恍惚,老郑粗糙的手似乎和石榴树皮渐渐融在了一起。

“你看,都这么大了。”老郑的声音微微有些颤抖。

没容我开口,他说:“体检的事我知道了,你啥也不用说。我已经没啥好遗憾的了。人一辈子该有的,好的坏的我一样也没落下。孩子如今也大了,都有自己的孩子了,你说我还不知足么?”说完他竟爽朗地笑了起来。

老郑和石榴树的影子在我眼里渐渐重叠起来,那一刻我竟有些痴了。

老郑的爱人是个农村妇女,结婚后好多年都没调到城里,后来终于调过来了,也就是在市中医院做个打扫卫生的清洁人员。女儿也下了岗,家里经济并不如意,老郑明着暗着经常贴女儿一点。为了照顾女婿的面子有时候他推托说是想带外孙女吃肯德基,好让女儿一家打顿牙祭。

老郑用来作烟灰缸的特大号肯德基外带全家桶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心里忽然有点感动。老郑要是有一点以权谋私的想法,解决这些问题困难并不大,哪一年上门找我们帮忙的人不是成群结队的?但这些事老郑从来没在局里说过,伟城之所以知道也是因为他小姨子在市中医院当护士,和老郑的老伴一个单位。

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老郑经常在工作上帮我的忙,但我从来没想到过关心一下他的家人。

晚上我去看望老郑的时候,从护士那里得知支纤镜已经确诊老郑是肺癌了,明天就要动手术。在病房外我没急着走进去,隔着玻璃看着老郑。昏黄的灯光下老郑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看着一本什么书,脸色出奇的安详。

直到我的影子映在床上,老郑才发现我的到来。从老花镜的上面瞟了瞟我,老郑满脸不悦地说:“来看看就来看看嘛,怎么又带东西?”

“老伴今天怎么没来?”我岔开了话题,顺手把水果塞进了床头柜。

“老太婆在家里洗碗擦地,不到个八九点哪里能来。我看她一天到晚比我还忙呢!”老郑笑着摘下了老花镜。

“听说您女儿最近单位效益不太好,好像是下岗了?”我接着试探老郑。

“唉。儿孙自有儿孙福啊。”老郑把书放在了枕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眼睛不知看着对面什么地方。

这是典型的防卫性肢体语言。老狐狸也有失手的时候。我在心里偷笑,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也不想着帮女儿弄个再就业个啥的?”我打算顺藤摸瓜。

“难啊。现在好单位哪个不是人满为患,难啊。”老郑被我说中了心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您看您这思维跟不上形势了不是?再就业就非得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啊?那出租车司机都不是人啊?不就挣两个钱混碗饭吃呗。”我一边削着苹果一边和老郑聊着。

“您就不想让女儿挣点钱,改善改善生活?”我担心刚才的说服力不大,又加了一句。

“好像银行是你们家开的似的,你说挣钱就挣钱啊?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馊主意小心你的耳朵!”老郑笑着,真来寻我耳朵了。

我一闪而过,把原来打算给老郑的苹果塞进了自己嘴里,谁让你想拧我的耳朵呢,哼哼。

我一边笑一边说:“局里多少文件要打字啊。打字总不难吧,您女儿总学得会吧?门口开个打字店,这也叫双手创造新生活啊!”我使劲咬了口苹果。

“她还会qq聊天呢!”老郑笑了,可不一会又迟疑了起来,“这不大好吧?”

我明白老郑为什么说不大好,他是担心有揩公家油的嫌疑。

我也稍微拧了一下眉头,笑着说:“小芮病了您也病了,莫非你们俩一起串通好的,打算把我活活累死?现在找个帮手也不让,您这有故意杀人嫌疑啊!”

见老郑乐了,我接着说:“这也没啥。不就是给局里提供打字服务这么简单吗?谁觉得不合适就别来,谁需要服务就自个儿把文件送来,这和揩公家油搭不上边!何况我们这些报告啥的,不是自己人谁放心让别人打啊?再说了,法医报告这活别人也干不了,您女儿见怪不怪,我们那些插图啥的还不得把人活活吓死啊?您就别瞎操心了!”

见老郑不吱声了,我也就放下了心。说干就干,过会儿给老郑女儿打个电话,只要他女儿愿意,明天我就可以找开电脑学校的朋友帮忙报个名,估计一两个月后小店就可以开张了。

老郑住院的这段时间,整个法医室只剩下我一个人上班了。偏巧那段时间案件多得要命,几乎每个晚上都会有午夜凶铃,我干脆把铺盖卷到了办公室。

老郑一出院,就非要参加值班,我让他等个把月,我还顶得住,毕竟老郑年纪大了,刀口还是恢复得要慢一点,到现在他的腰还直不起来呢。

老郑却意味深长地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觉得啥都顶得住,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再注意身体就晚了。他劝我把烟给戒了,他几十年的烟龄现在不也戒了吗?老郑弄得我无话可说了,整个局里除了老郑就是我的烟瘾最大,现在他都戒了,我实在是没理由不戒,可是真说戒,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于是老郑也开始值班了。不知道是老天眷顾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老郑值班的时候没有我这么忙。时间一天天过去,老郑身体也渐渐地在恢复,我的心也就慢慢放了下来,安心让老郑分担着我的工作。

那天我一上班,伟城就神秘兮兮地把我拖进他的办公室,像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似的跟我说,老郑出事了,刚被王局叫去问话呢。我忙问什么事。伟城说老郑被人告了,一个因欠赌债被人砍的案件,老郑定了轻伤,砍人的一看轻伤要判刑就不干了,说老郑接受贿赂徇私枉法。

我一听不以为然地笑了。法医定这种案件,不是这边觉得轻了,就是那边觉得重了,被人告那是家常便饭,告着告着也就习惯了。我叫伟城别随便传话,自己却忍不住把卷宗翻了一遍,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件没什么蹊跷之处。涉案双方都不是什么好鸟。两个人都是本地技校的学生,好好的书不读,学人家打麻将赌博。学生能有多大的经济能力?欠了八百多块就赖账不玩了,赢钱的讨了几次没讨到,就找了一帮人要教训教训他,趁他一个人走路时,拿着西瓜刀就在他脑袋上来了那么一下。

可能有人会觉得欠钱不还这不是活该吗?可这个理在我们这行不通。赌博欠的债那是非法之债,我们是不认可的。就算合法的债务也不能砍人,不然银行就改黑社会堂口算了。

老郑给定了个轻伤。按照刑法那意味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疑犯父母当然不愿意了,如果是轻微伤最多也就是一个拘留。无论犯了什么事父母眼中孩子都是无辜的,虽然年龄已经过了十八岁那道坎了。

我没瞧出来这案件有什么疑点。事实很清楚,证据也很充分,三个同伙都招了,还有两个目击证人。青少年犯罪的典型特征,一冲动就干了,既没考虑后果,也没有详尽的计划。我看到了医院病历复印件,手术记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10cm‘一’字形伤口,创面整齐”。

够了。锐器伤8cm以上算轻伤三级,法律写得清楚得很。我悬着的心完完全全放了下来。但等我在食堂吃完中饭一回到办公室就觉着不对劲了。老郑坐在那里,但直觉告诉我他不对劲,可具体哪里不对,我又说不上来。

果然,下午快下班时,王局就亲自下来了。

“明天把技校那个案件再看看,人我帮你约好了。”王局一句解释也没有。

“老郑不是看过了吗?”我老大不乐意。

“叫你看你就看,啰唆什么?”王局发火了。

“是!”我一弹,站了起来。

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看这人不顺眼。也许现在小青年都这样:刘海老长,遮了半边脸,还被拉得笔直,头顶处的头发却乱蓬蓬的像个鸡窝;身上穿了一套草绿色的仿美军军装;脚上呢,天不凉就穿着双高帮沙漠靴;胳膊上“usaarmy”几个字特刺眼。我不明白什么时候美帝国主义又入侵咱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但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浑身机簧的主儿,一来就递烟打火的忙个不停,被我硬生生的一句“不会”堵回去了。

估计他闻到了我身上的烟味,笑容变得有点勉强。刚才他低头敬烟的时候我就看见了,那道疤在后脑勺上,发际以内,毁容是一点也谈不上的。

“这一刀挨得挺值啊?”我揶揄道。我听说了,为了尽量减轻罪责,对方家属已经提出八万的经济赔偿,但是他们家一开口就是二十万,两边正谈不拢呢。他那种伤口看上去很可怕,特别是受伤当时鲜血淋漓的,不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三五天,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拆线出院,没事人一样了。八万元赔偿算是不错了。

“还想搭上一老警察!”我差点脱口而出。

“这不依法办事吗,有什么值不值的。”他父亲搭上了腔,脸上虽然赔着笑,但语气里软中有硬。

这不是一个善主儿,我心里暗忖。没搭他的话,我就让那小子坐下,二话不说把伤口周围头发剃了个干干净净,放上比例尺后,“咔嚓咔嚓”一口气从各个角度照了十多张相。这么一来,这小子成了一阴阳头,没个把月恢复不过来。我心里暗自得意。

但是把钢尺往伤口一放我就知道坏了,7.8cm。我换了把尺子,还是7.8cm。

我必须原谅外科医生。他们关心的是处理伤口、救治生命,伤口有多长他们估计一下就行了,能用手指头比划一下就算尽职了。但我们不一样,这两个毫米就直接关系到对方究竟判不判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就算我帮老郑撒了谎,一把尺子就能把我们一起揭穿。

一连个把礼拜我都躲着王局,找到借口就往外跑,直到他亲自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看得出王局心里也很乱,打火机按了好几遍还没打着,一生气就把它扔字纸篓了。我只好掏出打火机解了围,不过王局并不领情,劈头盖脑就问:“让你看的那个案子看得怎么样了?”

“不就几个毫米吗,老郑一不小心量错了也说不定。”我的声音并不大。

“什么量错了!你少跟我打马虎眼!”王局又开始敲桌子了,“那把尺子你以为是在你们手上吗?那是在你们心里!”

桌子砰砰乱响,连茶杯盖都跳了起来。还没等我回话,王局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震得房间的空气嗡嗡作响:“心里没把尺子我要你们干什么?吃饭?不就是拿把尺子量量伤口长度吗?我儿子也会!”

桌子又“砰”的一声巨响。我很奇怪为什么王局的掌骨从来就不骨折,他可是创过拍穿实木桌子纪录的。他一生气就是这么不留情面,话非说到把人撞上南墙的程度。

为了老郑,我把心也横上了。“我看的时候已经过了很久了。那小子头发都长这么长了。”我用双手比划了一下,“伤口疤痕收缩也是常有的事情,这几个毫米说不定……”

没等我说完,王局就蹲下去打开了保险柜。我很担心他会不会从保险柜里掏出把手枪或者别的什么的,斜眼瞟过去却不是。

王局拿出一堆卷宗摔在了我的面前,没等我看清上面的字,他就接着吼了起来,不,简直是咆哮:“好啊你还反了你!你们师徒情深是不是?老郑自己都认了,你还说什么嘴?”

三两分钟,我翻完了卷宗,喟然一声长叹,软在椅子上。

“究竟是多长?”王局不失时机地质问。

“7.8厘米。轻微伤。”说完,我头也不回,出了王局办公室。

我站在自家的楼顶上。局里的这个宿舍我已经住了5年,一直没搬过。当年建这个宿舍的时候,估计是为了省下电梯钱刚好建了个七层。别人都嫌爬楼辛苦,住七楼的一有机会就往底下搬,我却喜欢这个顶楼。通风好,一抬脚就来到了楼顶。

今年台风来的特别晚。10月底本来不应该再是台风季节,但天气预报说一个超强台风明天就要袭击我市。现在风已经很大,楼下的小树被折弯了腰,又不屈地挺了起来。我迎风站着,双手撑在护栏上,扑面而来的狂风带着一丝潮气似乎也湿润了我的眼睛。

老郑根本不是个受贿的人。他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帮自己开脱,比如我刚才跟王局说的疤痕收缩。他是老法医了,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从来没干过坏事的人心理承受能力就是差。别看老郑和犯罪打了一辈子交道了,罪犯的这一点他一点也没学会。王局一问,他就什么都招了。伤者家属到办公室找他,趁他上厕所的空儿往抽屉里塞了5000块钱。他没上交,也没还给人家。

我猜王局也很意外。他之所以把卷宗锁进保险柜没拿出来,多半也是在考虑怎么办。

5000块钱。我自失地一笑。在我所在的这个城市,这个价格不够买半平方房子。要是进豪华场所,这笔钱够你进去,但不一定够你出来。我相信老郑决定不上交钱的时候,心里多半也不是想的自己,他已经被癌症判了死刑,还有什么好贪的?我怀疑是不是我让他女儿开店的主意害了他,要不就是乖巧的外孙女让他的心软了一下。

我觉得是我害了他。我自作聪明地帮他女儿找工作,一定触动了他心底最柔弱的那根弦。

就是这5000块钱毁了他,毁了一个老警察的一世英名。都快到头了出这样的事情我真替他不值。5000块。刚刚够受贿罪的下限,我怀疑伤者一家是不是已经把法律研究得十分透彻了。难道老郑还要带着癌症坐牢吗?我没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件事,他是一名好警察,我坚信。

但他也许算不上一个好男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他都没护好。也许就是这种愧疚,对陪伴自己清苦了一辈子亲人的歉疚让他做下了这样的蠢事。我忽然明白了老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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