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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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谁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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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谁出征

在段祺瑞到清江任职的第二年,他终于感受到了暗潮涌动下局势的显著变化。

首先是爆发于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已经足够令清廷感到不安:“倘不严加防缉,诚恐酿成大变,不可收拾。”

当年9月,四川发生保路风潮。四川总督赵尔丰倒是“严加防缉”了,但严得又过了头,结果酿成流血事件。潜伏于四川的革命党人乘机发难,连陷数十郡县。

天下未乱蜀先乱,袁世凯所预言的“合久必分”终于露出了苗头。作为一波波大浪顶峰的,则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所策动的武昌起义。至12日,起义军已光复武汉三镇,天下为之震动。

清廷立即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派谁出征为好。

在满洲贵胄中,铁良、良弼均被称为清季干将,但良弼年轻,资历和地位也较低,只有铁良才具备“帅”的各方面条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也确实常被人称为“大帅”。

从慈禧太后决定编练新军起,铁良即奉旨与袁世凯共同主持练兵事宜。当时袁为主,铁为铺,练兵处办事人员都称袁世凯为“宫保”(袁世凯曾被封为“太子少保”),称铁良为“大帅”。

如果单评政绩,铁良给袁世凯做副手都很勉强。不过依照清廷一向的规矩,凡是满人中具备办事能力,头脑比较清楚,同时又官至二品的官吏,其得到信任和被迁擢重用的机会都要比汉官来得容易得多。在慈禧的信任赏识下,铁良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历任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名位几乎可与袁世凯平起平坐。

练兵的时候,大权归属袁世凯,铁良尚对之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等到“宫保”、“大帅”能面对面坐下了,他就不这么好说话了。围绕着北洋新军的使用,铁良时时以陆军部的命令与袁对抗,令袁很难堪。二人矛盾逐渐明朗化,铁良也由此成为满人“中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北洋新军共有六镇。在慈禧的支持下,铁良收回了其中的四镇,从而揭开了他与袁世凯之间正面冲突的序幕。而后改组四镇军官的做法虽遭到慈禧的制止,但铁良在这场权力争斗中已经赢了大半。

袁世凯被逐,本是“中兴派”内部的一件大喜事,与袁世凯积怨已深的铁良更是犹如去了一块心病。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有袁这个大敌在,自己在朝中尚能相安,袁一走,他反而混不下去了。

摄政王载沣是个庸懦无能、眼光短浅之辈,他逐走袁世凯后,便把自己的弟弟载涛推出来,让载涛掌握军权。载涛时年才二十三岁,也没有什么文武才略,一切都要靠军事熟手铁良指导协助。

外行领导内行,是中国官僚场上的一个常见现象。面对载涛这个乳臭未干、对军事基本一窍不通的公子哥,有多年处理军政事务经验的铁良不可能不感到憋屈,有时也难免会流露出“军事你们不如我”之类的牢骚和倨傲。

载沣、载涛兄弟对此很忌讳,于是便将铁良身兼的禁卫军训练大臣一职免去,调他筹办海军,实际上是架空了他。

铁良知道自己不能为朝廷所容,就索性将陆军部尚书也一并辞去,像他的政敌袁世凯一样回家闲居去了。

铁良在家闲住了一年,载沣、载涛还是如同防袁世凯般防着他。由于害怕铁良暗中仍与各镇将领联系,便又特予起用,让他去做江宁将军。在大半个清代历史中,各地驻防将军的职权都非常重要,但到光绪以后,却逐渐沦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基本无事可办。

代替铁良出任陆军部尚书的荫昌曾在德国留学,专习军事。回国后,他长期在天津武备学堂担任督办(相当于校长),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尊其为老师,段祺瑞到小站投效袁世凯,其实也是由荫昌推荐的。

荫昌的最大缺陷是没有练过兵,更无带兵打仗的经验,同时他在北洋新军中的威信也与“大帅”铁良相差很远。不过也唯因如此,载沣等人才觉得他好驾驭,遇事不致掣肘。

事实上,荫昌接到任命时尚在德国,其职务只能临时由左侍郎署理,那位左侍郎“奉命唯谨”,上面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确实听话得很。后来即便荫昌本人回国,部务也仍然倚重副手,他自己连公文都懒得处理。

武昌起义爆发时,荫昌已出任内阁陆军大臣。内阁开会几经商讨,认为铁良已经下台,良弼资格太浅,只有荫昌才是唯一合适的人选,于是便决定派他督师赴鄂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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