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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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昌受命之后,有人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不满地说:“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所说倒也是实话。罢免袁世凯后,载沣即着手组建了由皇族直接控制的禁卫军,这支部队被载沣寄予厚望,待遇全国最优,装备全国最精,可惜却毫无作战经验。更主要的是禁卫军将领大多由皇族子弟担任,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哥儿全都娇生惯养,谁也不愿意去前方打仗,都以拱卫京师为由反对出战。

禁卫军上不了场,只能仍然抽调北洋老六镇的人马。这时北洋军正奉命参加即将举行的滦州秋操,有的正在途中,有的已经到达目的地。内阁会议上,有人便提出,滦州离湖北较远,不如就近从京畿、河南、江苏抽调部队。

一听这话,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立刻犯起了心病。他是个贪腐成性的庸才,一生唯知要钱,对独揽兵权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他与载沣、载涛兄弟素来不合,非常担心后者会借调动军队之机来对付自己。于是内阁会议一结束,他就赶紧把亲信部队调入北京城内,驻扎于九门要冲及自己的王府周围。

让奕劻这么一搅和,京畿部队就没法动了,载沣、载涛只得从滦州和保定抽调了一镇两协,临时编成第一军,归荫昌指挥。

荫昌有了第一军,可是却调度不灵——各部队乱哄哄地南下,毫无秩序可言,有的军官到了,士兵没到,有的士兵到了,军官又没到。

荫昌急得手忙脚乱,无奈之下,只好向朝廷求救。载沣闻言也着了慌,不得不再次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让奕劻等人拿出解决之策。

奕劻声称:“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他转而向载沣进言,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并强调:“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的,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

奕劻一力保举袁世凯的另一个论据,是袁世凯在老外心目中地位很高,“东交民巷(即使馆区)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

朝廷表面上对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不屑一顾,实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屡次敲打,心理上已对对方十分畏惧,同时也很把他们的言论当回事,有时老外们的态度甚至比国人的议论还更令朝廷在乎。

见连东交民巷都呼吁让袁世凯出山,载沣别无他策,只得皱着眉头答应下来:“你们既然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

1911年10月14日,朝廷旨意下达,袁世凯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兼剿抚事宜,其职责相当于荫昌的助手。

受了你们那么大的侮辱,好不容易出山了,还得给人做下手,袁世凯如何甘心?他借口“足疾未痊”,拒绝回京履任,同时又暗中给段祺瑞、冯国璋等老部下发去电报,召他们到彰德来开秘密会议。

当时政府有规定,在职官吏不得擅离职守,高级官员凡出郭三里者,就必须预先奏明,奉旨允许后方可起身。段祺瑞自然不会遵守这一规定,但为了不暴露行程,他骑马秘密经小道走了七天,才从清江赶到彰德。

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范蠡就留下了一句名言:“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在秘密会议上,袁世凯引用了这句名言,表示他出山的时机尚不成熟,还得等等再看,不过他要求部下们从现在开始就针对武汉战事着手准备。

在袁世凯拒绝赴任的情况下,荫昌只得率已编配就绪的第一军独自前往湖北前线。

由于跟袁世凯的私人关系尚可,荫昌在发现调度不灵,向朝廷叫苦求援之前,曾顺道去彰德看望过袁世凯。当袁世凯问及南下有无把握时,荫昌自信心爆棚,说:“武昌的事好办,那里不过是一些乌合之众,又没什么人物,成不了气候。”

袁世凯虽在家中,但对外面的形势了如指掌。他提醒荫昌:“也不能这么说吧,黎元洪不就是一个吗?”

武昌起义前,黎元洪是驻军湖北的混成协协统,获悉起义爆发的消息后,他匆匆忙忙换上便衣躲了起来,但是起义军却主动找上门来,不是要杀他,而是邀请他出任革命军都督。

黎元洪能有此奇遇,实在也是形势使然——参加武昌首义的起义军士兵不过才三千人,而且大多数尚未加入革命党,可以说是群龙无首。有人因此提议:“黎元洪现在城内,且资望高而得军心,可当重任。”

黎元洪为人忠厚,在官兵中的人缘极好,其资历和名望也足以号召各省响应。众人一拍即合,当下便来了个满城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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