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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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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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心为上

1911年10月31日晚,袁世凯乘专车南下督师。抵达信阳站时,他召见了驻信阳的高级将领,接见完毕,又特地把段祺瑞留在车中密谈。

在与段祺瑞的谈话中,袁世凯重申了“北方比南方重要”的观点,认为南方革命军只是一些乌合之众,清廷失尽人心,大势已去,同样不足为虑,要说麻烦,就麻烦在掌握军队而且胆敢“造反”的张绍曾等人身上。

此时南方战事吃紧,倘若分兵北上征讨,不但无取胜把握,还要冒顾此失彼的风险。鉴于参加“兵谏”的不少将领都曾是段祺瑞的学生,张绍曾等也未真正投向革命军,袁世凯决定攻心为上,派段祺瑞北上进行“安抚”。

袁世凯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张绍曾并非袁氏一党,他对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一节很是不满,又发表通电表示临时政府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清廷这样的任命方式不合宪法。

看到妥协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载沣、良弼只得再派吴禄贞前往滦州做说服、疏通工作。

吴禄贞是中国留学日本的第一期士官生,同时在旧学方面也颇有根底。回国后他曾在东北帮办延吉边务,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因此早早就在军政界崭露头角,并拥有较好的声誉。

吴禄贞恃才傲物,但与良弼有着不错的个人交情,这就为他的仕途开了绿灯。经过良弼极力向载沣、荫昌推荐,并亲自出面保奏,吴禄贞迎来了与张绍曾等人一样的机遇,得以出任第六镇统制。

派吴禄贞去滦州,是因为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是好友,三人在日本留学时即志趣相投,人称“士官三杰”。可是载沣、良弼也许做梦都不会想到,吴禄贞也是当初滦州秋操发难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而且他的思想比张、蓝更为激进,张、蓝要的只是改良,他却恨不得立马把清廷掀个底朝天。

吴禄贞到了滦州,不但没有劝张绍曾息事宁人,而且还鼓动他乘清军南征,合力进攻北京。

张绍曾手下的协统之一潘渠楹此前已被袁世凯收买,袁世凯向他许诺,只要“兵谏”平息,即让他代替张绍曾做第二十镇统制。一听吴、张可能要联兵攻打北京,潘渠楹赶紧把消息透露给了袁世凯。

包括袁世凯、荫昌在内,清廷内部的一些高层人物本来就已经对吴禄贞产生了怀疑。原因是吴禄贞自当了统制之后,在部队人事方面与陆军部时有龃龉,给北京的函件也常常表现得态度傲慢、盛气凌人,但凡提一个条件,你同意还好说,若不同意,不满之情马上就在奏章中直接流露出来。试问,哪一个统制会这么嚣张呢?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来京,曾向荫昌自告奋勇要“南下平乱”,说自己是湖北人,如果让他去湖北,一定可以过江劝谕革命军解甲投降。

荫昌哪敢答应。等吴禄贞一走,他就对随员说:“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以绝后患。”

荫昌说是这么说,但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也不敢冒失。现在潘渠楹的告密坐实了大家的猜疑,袁世凯立即授意军谘局发出两道命令:一是把滦州附近铁路上的列车全部调进北京,断绝第二十镇进军北京的交通工具;二是将吴禄贞从滦州调开,命其带兵入晋平乱。

吴禄贞何等乖觉,一收到电令就知道他与张绍曾之间的密谋已经暴露,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建议张绍曾联合晋军攻打北京。

“造反”本非张绍曾所愿,他在这件事上一直犹豫不决,但到此地步,也只得勉强答应下来。就在张绍曾着手准备的时候,段祺瑞已经赶到北京,并向参加“兵谏”的将领逐一发去公开或秘密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他以同僚和师长的身份,劝将领们以国家利益为重,停止“兵谏”,服从袁世凯。与此同时,段祺瑞还派徐树铮等亲信幕僚前往自己任职的部队联络和疏导。

参加“兵谏”的将领背景和想法不一,在段祺瑞的劝说下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第三镇代理统制卢永祥原为段祺瑞的旧部,段祺瑞一发话,他就表示听从劝告,服从调遣。第三镇是北洋六镇的精锐,人数、装备都不在第二十镇之下,卢永祥的态度转变对第二十镇造成了极大震动。

第二十镇一共有两个协统,潘渠楹不用说,早就是袁世凯的人了;另一个协统伍祥桢见势不妙,也不再坚持要与朝廷对着干。其他中下级军官不是段的旧部,就是段的门生,更是纷纷动摇。张绍曾处于被架空的状态,就算他想“造反”都有心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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