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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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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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天过海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吴禄贞并非毫无警觉。军谘局第三厅厅长陈其采曾奉朝廷之命,到石家庄侦察吴禄贞的行动。陈、吴系士官同期,二人私下交情也不错,但陈其采一到石家庄,吴禄贞就对他说:“你是涛贝勒派来监视我行动的吧?”

陈其采闻言大吃一惊,急忙分辩道:“军谘局无事可办,老同学开府三晋(指吴禄贞迁升山西巡抚),极愿追随左右,同建立一番事业,何必多疑?”

吴禄贞只疑心外来人员,万万想不到会祸起萧墙之内。1911年11月9日,预定发难的第二天,袁世凯奏明朝廷,将张绍曾调任长江宣抚使,从而削夺了他的兵权,其第二十镇统制一职由潘渠楹升任。

见第二十镇方面已无希望,11月10日,吴禄贞召集第六镇中级以上军官及晋军代表聚餐开会。在会上,他宣布将采取革命手段,于第二天早晨率部直趋北京,同时分发白布袖箍以为标志,规定凡不服从者军法从事。

为了继续蒙蔽清廷,吴禄贞在会后还特地找陈其采谈了一会儿话,之后才到一家洋行的楼房内就寝。他正要入睡,忽然有几名部下敲门要见“吴大帅”,说是要报告公事。

吴禄贞将房门打开,却见马步周等人拿着手枪,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他情知不妙,急忙跳后窗逃命,但刚刚跳出窗口即中弹身亡,其首级也被马步周割下,拿去向周符麟报功。

天还没亮,段祺瑞专车前往武汉,途中经过石家庄。周符麟上车将事情经过向段祺瑞做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理善后。

刺杀吴禄贞的行动乃政治阴谋,是见不得光的,段祺瑞因此告诉周符麟,此案将由中央也就是朝廷处理,至于会怎么处理还不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瞒天过海。

段祺瑞拿了五千元给周符麟,让他转交马步周作为赏钱。马步周被告知必须赶快离开,而且千万不可声张,以免留下后患。

在得知吴禄贞被刺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清廷致电段祺瑞,让他彻查,段祺瑞不能不程式化地传讯了周符麟。只不过这一传讯过程无非是演戏,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周符麟很快就被无罪释放。

吴禄贞被刺,直接导致燕晋联军成为昙花一现。已归吴指挥的晋军以及尚忠于他的部下只得退回山西,其他人则大多四散。

最初,晋军对到达石家庄的段祺瑞还抱有幻想。有人为阎锡山起草了一份致段祺瑞的书信,信上说当今中原名将首推段祺瑞、黎元洪,现黎已高举义旗,段也应继之而起,“以争功名于史册”。

写信之人很有文采。他还提到,石家庄乃古代韩信灭赵兴汉之地,段祺瑞完全可以效仿韩信,“张吾汉帜,而媲美于古英”。

段祺瑞哪吃这一套,他收信后即冷笑着对送信人说:“可劝伯川(阎锡山另一字)取消都督,再休胡闹了!”

段祺瑞此举激起了晋军的愤怒,纷纷表示:“如能捕段,必拿他的态度做报复!”

话音刚落,清廷新派的军队已经杀了过来。晋军抵敌不住,只得放弃太原,在阎锡山的率领下逃往包头避难。如此窘境之下,自然更谈不上逮捕或报复段祺瑞了。

袁世凯原先最为担心就是北方问题,如今段祺瑞平定风波,可算是除去了他心中的一个大患。与此同时,代替荫昌出任第一军总统的冯国璋也在湖北前线击败了革命军。

荫昌出师不利,除了他本身缺乏指挥和实战经验外,“不知有朝廷,唯知有项城(袁世凯)”的北洋将领不肯卖力,以及前线部队尚未完全集结就绪也是重要原因。随着冯国璋南下,这些对清军不利的因素都得到扭转——冯国璋本人位列“北洋三杰”中的“豹”,军事上自非浪得虚名;第一军的几个协统都是冯的旧部或亲信,听说冯国璋指挥他们,皆能抖擞精神,以便在老上司面前显一显能耐;集结在前线的清军已达万余,装备有新式的机枪和重炮,从人数到武器都占有很大优势。

就在段祺瑞平息北方风波期间,冯国璋也攻陷了汉口。袁世凯抓住时机,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向革命党人提出“和平了结”。

虽然他的这一倡议遭到了湖北军政府的否决,但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后赶到武汉指挥作战的黄兴,都表示希望袁世凯能成为“汉族之拿破仑、华盛顿”,并呼吁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不知不觉中,袁世凯已成为时局中心人物,不但清廷倚重他,革命党人也要拉拢他。这种左右逢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和作用,正是袁世凯自复出以来一直希望达到的。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在卫队保护下入都。三天后宣布组阁,正式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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