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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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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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将之风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顶替冯国璋,成为袁世凯走马换将的最适当人选,自然是因为他在和与战、共和与君主立宪等问题的看法上与冯国璋有着很大的区别。

段祺瑞不仅缺乏“忠于清”的牢固思想基础,在北洋系遭遇整肃的那段黑暗时期里,还被载沣、良弼等人穿过小鞋,这导致他对满洲亲贵十分不满。同时,他也有充分理由认为,大清江山弄到现在这种样子,全是这些无才无德却又嫉贤妒能的“小爷们”一手造成的。

以后袁世凯拟就了一个未发电稿,里面有一句话切中要害,可谓是对段祺瑞等人心声的直接反映:“三年以来,皇族之败坏大局,罪难发数!”

有人夸说段祺瑞:“段氏本主张革新之人,自居江北,又久吸南方之空气,所辖军队……无不富有革命思想。”这纯粹就是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从段祺瑞当时所处环境、地位及其个人性格、从小接受的教育等因素上来分析,实在找不到他已有共和思想的明确证据。至于称段和段的军队“富有革命思想”,那就更是往泥菩萨脸上搽金粉了——“段氏”、“段家军”什么时候成革命党人了?

应该说,段祺瑞原先对“立宪”、“共和”这些舶来品都不是很感兴趣,也没有太深研究。不过他后来逐渐发现,无论是立宪还是共和,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一旦施行,君权将被削尽,满族权贵们也必须靠边站。这是最符合他心意的,由此段祺瑞才开始对政体变革表现出一定的好感和热情。

在冯国璋被调走之前,南北双方在武汉已达成局部停战协议,基本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手下将领仍有跃跃欲试之心,前线士兵寻衅滋事、破坏停战协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段祺瑞到任后恃其旧日声势,数日之间不与各将领见面。此举莫测高深,将领们没人敢主动跑来搞什么请战。与此同时,他又令徐树铮组织执法队,上街维持秩序。

徐树铮自信阳整饬军纪开始,在士兵们中就有了狠辣绝情之名。他所率领的执法队一律佩大刀、军棍,发现不良行为立即制止,情节严重的就地正法、枭首示众。

冯国璋在进攻革命军的过程中曾经纵火烧城,汉口许多地方都被烧成了一片瓦砾。段祺瑞为此电奏朝廷,请求拨款赈救和赔偿损失,这也使得他大得人心,一时间外界都盛传段祺瑞颇具“儒将之风”。

一俟稳住局面,段祺瑞即考虑如何同南方进行谈判。袁世凯、段祺瑞最希望的谈判对象是黎元洪,毕竟曾在北洋一个炕头上吃过饭,比较容易打交道。此前袁世凯派往湖北的朱芾煌找的就是黎元洪。当时朱芾煌带去了汪精卫致黎元洪的信件,内容是约定南北联合,逼迫清室退位,而后举袁世凯为总统。黎元洪对此已表示同意。

可是自汉阳失守,黄兴以及追随者返回上海后,武汉“首义之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下降,上海转而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和谈地点也由武汉移往上海,事情要解决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1911年12月18日,南北谈判代表团在上海正式展开和谈,结果谈判一开始,双方就产生了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北方代表坚持立宪,南方代表主张共和。

北方代表秉承的是袁世凯之意。其实袁世凯并不是真的想立宪,共和对他来说更好,当然前提是必须让他当总统。问题是现在谈判对象变了,原先答应让他当总统的黎元洪已经插不上手,能够插上手的是上海方面,而上海方面却从没有做出过类似的承诺。

设想一下,万一他袁世凯顶着清廷的压力,同意改建共和了,可自己却当不上总统,那岂不是白忙一场,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

袁世凯精明过人,在感到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一再告诫北方代表:“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有他。”

谈判陷入僵局。作为武汉前线的北方最高指挥官,段祺瑞的态度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为此,各方面的势力纷至沓来,有的要摸清他的思想倾向,有的要对他进行游说。不管是接待哪方面的代表,段祺瑞翻来覆去总是一句话:“国家大事应由民众来决定,我等军人,将尊重民众的意见。”

在拿模棱两可的套话敷衍外界的同时,段祺瑞也在积极寻求破局之法。这时,他得到了帐下另一名幕僚靳云鹏的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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