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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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坐不住了

建立共和,并不意味着民主法制精神也相应而立。当时国内影响力最大的日报——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便指出:“共和国家全赖法治,唯法律乃能生杀人,命令不能生杀人。”

张案的最大问题和漏洞,恰恰在于决定“生杀人”的不是司法官,而是大总统、副总统。参议院的质问案也将重点集中于此,声明:“不仅为振武一人言也,为民国前途起见耳。”

8月23日,段祺瑞在参议院为张案的处理进行辩护,其辩护理由主要包括:张振武的罪状“实有碍难宣布之处”;行刑前已“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张案涉及国家安全,只能执行“临时办法”。

这样的答辩不能让参议员们感到满意。在他们的连番追问下,段祺瑞理屈词穷,不得不承认手续“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

参议院最初以同盟会占优势,在拥护袁世凯的共和党成立后,同盟会的优势才逐渐转为劣势。接下来,唐绍仪内阁的垮台更使同盟会失去了在政府的立足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8月25日,同盟会与一些小党合并,组成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国民党,国民党成为民初人数最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在当时的参议院内,基本处于国民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8月28日,部分国民党籍参议员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认为“副署之国务员段祺瑞辅佐乖谬”,要求按“临时约法”将其免职,“以彰国法,而固国本”。该弹劾案一经提出,共和党就与国民党发生了激烈冲突,参议院议长几乎无法维持秩序。最后由于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张案遂不了了之,段祺瑞才得以免遭弹劾和免职。

尽管参议院在张案上颇有虎头蛇尾之嫌,但能够让陆军总长在参议院接受质询,以及差一点弹劾成功,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民初民主法制的进步。

类似事件让国民党看到了自己的能量和潜力。国民党中心人物宋教仁更是热切希望通过组织责任内阁来架空袁世凯,夺回革命党人失去的权力。事情也似乎正朝这个方向发展,1912年年底到1913年年初,全国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在参众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一家就获得392席,而包括共和党在内的其他三个政党总共才获得223席。

随着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俱占多数,本来对国会并不是十分在意的袁世凯开始坐不住了,特别是宋教仁所力倡的责任内阁更令他寝食难安。

责任内阁与唐绍仪内阁、赵秉钧内阁不同,它是由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的。从选举结果来看,也就是内阁成员将主要由国民党员组成,到时段祺瑞等袁氏嫡系人马别说掌握不了重要部门,多半连内阁都进不了。

趁宋教仁在京养病期间,袁世凯派亲信、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多次前去慰问,并带去他的意思,即可以答应让宋教仁担任下一届国务总理,但条件是必须放弃责任内阁制。

当着赵秉钧的面,宋教仁表示国民党及他个人都愿意以在野的地位,帮助袁世凯把国家的事办好。宋教仁的这种表态,让袁世凯很满意。

身体痊愈后,宋教仁准备离京南下,袁世凯又通过赵秉钧“壮其行色”,赠送给宋教仁一张可以随意支取现金的交通银行存折,宋教仁也毫不推辞地收下了。

在袁世凯、赵秉钧看来,送存折就是重金贿赂,宋教仁如果拒绝,事情就又悬了,但宋教仁既慨然受之,便说明已没有任何问题。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教仁到南方后即到处发表演说,声称国民党必争政权,同时照旧抨击袁世凯,甚至设计了一个在正式总统选举时让黎元洪取代袁世凯的大胆计划。

袁世凯派人一路尾随宋教仁,早将这一切都报往北京。袁世凯大半辈子都精似鬼,临到头来却喝了别人的洗脚水,不由又急又气,多次诘问赵秉钧:“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赵秉钧窘迫万状,无言以对。他忍不住向亲近的一名议员诉苦道:“老弟,你说叫我怎么办?怎么向项城(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故也称袁项城)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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