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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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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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上梁山

借款案的通过大长了袁派人马的气势。1913年5月6日,袁世凯下达一道命令,表示要“除暴安良”,矛头直指国民党。段祺瑞更是毫不掩饰,坚决主张在紧急状态下对南方用兵。自出任代总理以后,除国务会议外,他几乎从不到国务院,每天只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军务。

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曾表示“专靠武力,总不能根本解决”,并提出应就政治解决南方问题进行讨论。还没等他说完,段祺瑞就板起面孔,很不耐烦地说:“军事非你文人所知,不应干预!”

国民党方面,虽然孙中山一再主张“速兴问罪之师”,但由于裁军后南方兵力不足、国民党籍都督们意见不统一等原因而未能及时发动。趁此机会,袁世凯、段祺瑞加快了对国民党势力进行扫荡的步伐。6月间,袁世凯以反对借款、不服中央为名,先后下令免去李烈钧赣督、胡汉民粤督、柏文蔚皖督之职。

国民党被“逼上梁山”,终于不得不举起反旗。7月上旬,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会议,决定兴师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奉命由上海转回江西,在湖口宣布起义,组织讨袁军。自江西独立后,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上海等地也先后响应独立,“二次革命”由此而起。

袁世凯闻报立即发布“讨伐令”。段祺瑞身为陆军总长兼代理总理,或派兵,或直接指挥“清剿”,鞍前马后,忙得不亦乐乎。

在北京政府已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讨袁之役一上来就出现极度被动的局面。不到两个月,独立各省全都一败涂地,国民党在南方的地盘尽失,孙中山、黄兴也作为“乱党”头目遭到通缉,被迫流亡海外。

打败国民党之后,袁世凯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10月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获胜。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有资格参加选举的议员须有三分之二出席投票,而获胜者得票数应达到四分之三。当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三百五六十人,这可都是一些坚决不买袁世凯账的主。

选举法规定,一轮投票达不到法定数,还可以再投第二轮。两轮投票都无人当选的,以第二轮投票中得票数最多的前两名进行第三轮决选,过半数者获胜。

第一轮投票就当选,连袁世凯自己都没有把握,他只能寄望于第二轮和第三轮,但一轮投票约需四个小时,三轮共需十二小时,一天是办不了的,至少得两天或三天。遇到这种延会的情况,国民党人就很可能会以不出席进行抵制,从而使得选举一再延期。

面对这些坐而论道的国民党人,袁世凯及其幕僚必然会有一种有力也无处使的感觉——“乱党”可以直接“剿灭”或通缉,国会议员却有国家法律作为后盾和保障,轻易触碰不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手无寸铁的议员其实也并不比国民党都督们更好对付。

选举延期,不仅意味着夜长梦多,也会让袁世凯的脸面受损,影响他在社会上的声誉和权威,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袁派为此绞尽了脑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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