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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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

1913年12月8日,段祺瑞南下武汉拜访黎元洪,之后宣布北归,黎元洪过江送行。到火车站后,段祺瑞下车,黎元洪则留在车上并就此乘车北上。

整个计划天衣无缝,而且事先被高度保密,仅段、黎及一两个高级幕僚知道实情。

送走黎元洪,段祺瑞即奉命暂代黎元洪的湖北都督一职。早在辛亥革命时,他就署理过湖广总督,现在以中央大员身份兼任地方,自然没人敢说不行。

按照黎元洪临走前留下的计划,段祺瑞对湖北军事进行了整理。由于行动周密,准备充分,一切程序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因黎元洪北上而在短时间内掀起的波澜也迅速归于平静。

不到两个月,已稳住湖北局面的段祺瑞又被袁世凯调回北京,用以对付另一个大患——白朗起义军。

白朗起义是北洋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自在河南揭竿而起后,以“打富济贫”为口号,应者云集,声势浩大。其影响之广,连南方的国民党都对此引起重视,“二次革命”期间,黄兴就曾写信给起义领导人白朗,要求配合讨袁。

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虽然也可以称之为革命,但起义领导人的政治诉求基本都局限于“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而且起义本身对社会经济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据记载,白朗军在占领洮州后,城中所有房屋大半被付之一炬,葬身火海者不计其数。老百姓在争相出逃的过程中互相践踏,各城门“积尸高至数尺”。白朗军也因此被称为“狼匪”,领导者白朗更被称为“白狼”,可见其在时人眼中,行为几与土匪无异。

北洋政府成立后,袁世凯调动军队对白朗军进行过多方“追剿”,但白朗军不但未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三年间经略中原,征战千里,破城四十余座,夺关隘无数,引得朝野上下一片惊恐。

负责“追剿”白朗军的主将是河南都督张镇芳。张镇芳在清末考中过解元(即举人第一名),读书应试是一把好手,唯不知兵,用袁世凯的话来评价,乃“一介书生”。在他的指挥下,许多参加“追剿”的北洋正规军都受到了很大损失,甚至还有全军覆灭的。

由于张镇芳“剿”办不力,袁世凯决定免去他的职务,由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全权指挥对白朗军的“围剿”。

1914年2月,段祺瑞赶到河南信阳,召开鄂豫皖三省剿办会议,并在会上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作战方略。

白朗军和历来的农民起义军一样,都具有作战灵活机动的特点,一旦散开,官军根本就抓不住。冯玉祥也参加过对白朗军的“围剿”,他回忆那时经常从上司那里接到十万火急的电报,一会儿说白朗军到了这里,一会儿又说到了那里,弄得他疲于奔命,乃至于都不知道对方是“打哪里窜走的”。

段祺瑞取“合围聚歼”之策,是吸收了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经验。同时,陆军总长的身份,也使得他在调兵遣将上运用裕如——陆军部前后共抽调了北洋正规军和三省地方军数万人,已足以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袁世凯担心陆军总长一直在外,反而会让各国驻华公使对白朗军更加重视,从而影响他及北洋政府的声誉,所以在段祺瑞尚未完成“围剿”目标之时,就将他调回北京。虽然段祺瑞没能亲手消灭白朗军,但他所主导的各省“会剿”还是把白朗军逼入了不归路。几个月后,白朗中弹身亡,白朗起义也以失败告终。

就在段祺瑞不辞辛劳,替袁世凯鞍前马后东征西讨的时候,二人之间的裂痕却在不断扩大。

袁、段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二次革命”前,按照制度设定,国家军事大权本应由陆军部和参谋部分掌。可参谋部只是个毫无实权的空壳,以至于袁世凯想让黄兴当参谋总长黄兴都不愿干,最后只得由当时尚在武汉的黎元洪遥领。参谋部的具体事务由参谋次长负责,实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更谈不上对陆军部进行牵制。

袁世凯为此在总统府设立了军事处,规定军机要务须由陆军部、参谋部提出处理方案,呈请总统批示执行,具体怎么执行,由军事处研议。

就像民初的国会和政党政治一样,制度听上去都不错,但实际运作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军事处原处长李书城是同盟会会员,毫无权力,甚至于连文件都看不到,到任不久就气得挂冠而去。李书城一走,日常事务便由副处长傅良佐完全负责。

傅良佐也是段祺瑞的幕僚出身,他自然不会对陆军部的事多插手,而段祺瑞也根本就不把军事处放在眼里,有时对袁世凯交代要办的事都爱理不理。

由于缺少制约,军事大权中的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军官的任免,一直被陆军部所掌握。对军官的进退,段祺瑞往往不请示袁世凯就直接下达命令,在他所提拔的军官中,又有很多是门生旧部。段祺瑞与这些军官函电往来,广泛联系,外人看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隐然形成一个派系,其势头犹如当年袁世凯与北洋系。

后来段祺瑞所谓的皖系当时实际并未形成,但袁世凯还是感到非常不安,他对段祺瑞的猜忌也开始一步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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