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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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端次长萧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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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无端次长萧萧下

“民四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发誓要带领国民奋发图强,以便有一天能够与日本“抬头相见”。在他授意下撰写的《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五万册,他当时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可是袁世凯刚刚说完狠话,转过头去做的,却不是如何抓紧时间富国强兵,而是如何更快更无阻碍地坐上龙椅。

复辟浪潮不落反涨,段祺瑞为此忧心如焚,他决定再次面谒袁世凯。徐树铮知道后,认为袁世凯对帝制已经走火入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段祺瑞再去劝说,不但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还会进一步招致袁世凯的忌恨。

段祺瑞也清楚若进谒无效,自己的处境将更为不利,但他认为个人进退得失事小,国家安危事大,尤其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凯自取灭亡而不顾。

恰在此时,袁世凯派人来段公馆,劝段祺瑞不要跟他顶着干,以便消除双方的不愉快。段祺瑞说,我也不希望这样,但是搞帝制实在不得人心。

说客不以为然:“总统也好,皇帝也罢,不都是一回事吗?”

“怎么能是一回事!”段祺瑞顿时认真起来,声调也提高了。

说客见段祺瑞一脸严肃,赶紧说:“芝泉,老头子做了皇帝,对你我有什么不好?”

“我不是为个人计较,”段祺瑞忍不住直抒胸臆,“老头子对我个人怎样,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恢复帝制,必将弄出大乱子来!如果真心为总统好,就应直言相劝,切不可推波助澜。”

说客被说得满脸通红,匆匆起身告辞而去。

第三次按约定时间见到袁世凯,段祺瑞不再像前两次那样有所保留,他不顾一切地向对方陈述利害,说明复辟帝制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能做。

袁世凯的表情开始很紧张,继而又恼羞成怒,他厉声回答段祺瑞:“这是芸台(袁克定的字)和杨度等讨论的问题,你何必这样大惊小怪地重视呢?”

段祺瑞也变得更加激动,他站起来大声说:“祺瑞受总统数十年的知遇之恩,不敢不直言奉上。此时悬崖勒马尚可挽救,否则机会稍纵即逝,将悔之晚矣!”

忠言逆于耳,袁世凯对这位昔日的“干城肱股”早已不耐烦了,拿来跟陈宧一比,更是觉得段祺瑞面目可憎。他没有再正面回答段祺瑞的问题,只以关心的口吻说道:“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

见袁世凯下了逐客令,没法再谈,段祺瑞只得留下一句“总统好自为之吧”,然后离开了总统府。

袁世凯憎厌段祺瑞,也有他那帝制班子的一份“功劳”,这些人都巴不得段祺瑞早点消失——北洋老将之中,袁克定最忌的就是段祺瑞,因为段祺瑞对他向来都毫不敷衍,能给冷脸就决不给笑脸,特别是一闹帝制,二人更是势同水火,完全敌对。除了袁克定,在陈宧等人眼中,段祺瑞也从来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自然也不会在袁世凯面前说段祺瑞多少好话。

看到段祺瑞屡次进谏,袁克定唯恐帝制活动受其影响,忙不迭地在外面放风,说中国之所以要向日本屈服,缘于陆军不能作战,而陆军不能作战,又缘于陆军部无人负责,总长在其位不谋其政。

从小站练兵起,段祺瑞就与袁克定熟识,对其也很照顾,他想不到袁克定会这样大泼自己的脏水,把“民四条约”的责任全部推到自己身上,不由气愤至极,大骂袁克定忘恩负义。

这时徐树铮以陆军部的名义给袁世凯上了一道呈文,想请示给陆军部部员加薪。本来是正常的请示,但袁世凯正对段祺瑞怀恨在心,不仅予以退回,还在呈文上亲批了八个字:“稍有人心,当不出此!”

以徐树铮极强的个性,哪里能忍受这个!他马上直奔段公馆,把批文交给段祺瑞:“说咱们没人心,这是骂我,还是骂总长呢?”

联想到近期来袁世凯曾托人稍话,告诉他要多加休息,注意身体,段祺瑞意识到袁世凯对自己成见已深,所谓休息云云,不过是要他自动辞职挪位子而已。悲愤之下,他长叹一声,对徐树铮说:“算啦,不干了!”

5月31日,段祺瑞向袁世凯称病辞职,而后不待批准,就到西山去了。

袁世凯巴不得段祺瑞早点在面前消失,但段祺瑞真的辞职了,他又不得不惺惺作态,假意挽留。对段祺瑞的辞职呈文,他没有立即予以批准,而是特批了两个月病假,同时还赠送了人参和医药费。

段祺瑞请辞的当天,袁世凯即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士珍并不想干,但吃不消袁世凯一再坚持,只得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陆军部,徐树铮的饭碗自然也难保。很快,肃政厅就对他进行了弹劾。

徐树铮被抓到的“小辫子”是浮报军火。有一年由徐树铮经手,从美国购买了一套兵工制造设备,全部价值九十三万美元,美商付给徐树铮百分之三的经手佣金。当时美元一元合中国银元三元三毛,算下来,徐树铮可得佣金九万余元,但他一毛也没往自己兜里揣,而是直接请示了段祺瑞和袁世凯。

袁世凯批复说既是美商规定的佣金,可以收受,如果觉得数额过大,不便私有,不妨拿去办教育事业。徐树铮听从其言,果真用这笔资金在北京办了一所学校和一家报馆。

袁世凯厌恶徐树铮的是“跋扈揽权”,是他作为段祺瑞智囊和灵魂的身份,可是仅此无法为其定罪,于是就把这件往事搬出来,说徐树铮在订购军火时浮报了四十万元。

1915年6月,袁世凯下达命令,以涉及受贿、存在弊端等为由,把包括徐树铮在内的三位次长(交通部次长、财政部次长、陆军部次长)一起予以罢免,时称“三次长参案”。

此时袁世凯已将各省督军改为将军。各省将军奉召入京开会,时间上正好跟罢免案撞在一起。日本驻京公使馆的一家报纸就此登了首打油诗,讽之为“无端次长萧萧下,不尽将军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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