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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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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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

究竟是什么人买通了罗凤阁,因为段祺瑞没有让他接着说下去,所以谁也不知道。有人猜测是袁世凯,不过从后来发展的情况来看,更有可能是袁克定或者负责策划帝制活动的其他人所为。

暗杀不遂后,段公馆又陆续发生了厨师被收买,在食物内放置毒药,最后被家人发觉,以及卫队士兵有谋变迹象等事件。有人建议段祺瑞赶紧秘密搬到天津居住,以策安全,遭到了段祺瑞的拒绝。他告诉亲近自己的幕僚:“我反对帝制,只能用口而不能用兵。我想袁不至于对我有所不利,万一有,那我就坐以待之。”

夫人张佩蘅则听到风声,说一切针对段府的事件其实都是袁克定所为,因为他对段祺瑞反对帝制极为不快,打算对段府采用恐吓手段,这可把张佩蘅等家人吓坏了。

张佩蘅是袁世凯大太太于氏的义女。从前关系没闹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佩蘅经常做客袁府,尽管袁府门前警卫森严,但她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行无阻。进去后,袁府的老妈子们就会迎出来,说:“大姑奶奶来了!”那情景,真好像是姑奶奶回娘家一般。

在袁、段不睦后,张佩蘅和于氏之间起先还不断通电话,随着二人丈夫的关系越闹越僵,后来她们连电话也不通了,两方面的联系几乎断绝。现在考虑到此事关乎全家安危,张佩蘅还是硬着头皮,费尽周折地把传闻告诉了于氏。

于氏又立即转告袁世凯。袁世凯当即把袁克定叫来,对他说:“你姐夫是对帝制有意见,但不是用兵而是用口。我听说你在外边对他有不利行动,应尽快停止。他是我们家的至亲,现在事还没有定,我们内部就这样,将来更不堪设想。”

袁克定连忙点头称是,至此,段祺瑞的人身安全才算真正有了保障。

不过外面的各种谣传还是依旧,而且越来越离奇和玄乎,甚至于外国媒体也跟进来凑趣。日本报纸就有鼻子有眼地报道说,袁世凯已派袁克定指使专人暗杀段祺瑞。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发表通电辟谣,表示他与袁世凯“分虽部下,情逾骨肉”,外界谣传是要“行挑拨离间之诡计”。

1915年8月14日,以拥戴袁世凯做皇帝为宗旨的筹安会登场。随后,四川总督陈宧在四川发电劝进,要求实行君主制,拥戴袁世凯迅即帝位。其他文武官员也纷纷请愿、劝进,唯恐落于人后。

袁世凯利令智昏,错误判断了形势,他认为这就是真实的民意,于是就装出半推半就的样子,公开宣布说如果大家强迎他做皇帝,他也只好从命。

避居西山的段祺瑞深感事态严重,他将徐树铮、曾毓隽召来公馆,秘密商议应对之策。

密谈中,段祺瑞表示,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经渐渐显露:“我们首先通电请清帝逊位,主张共和,而今天我帮助他,他来称帝,我成了什么人?将来果然有这事,我决定反对到底。”

段祺瑞个性坚强,且素重名节,绝不愿意因此导致个人历史蒙上污点。徐树铮对此非常赞同,他也认为不管直接间接、积极消极,都应坚决反对帝制。

可是段祺瑞仍想面见袁世凯力陈反对意见的想法,却遭到了徐树铮的质疑。徐树铮的意见是,想让袁世凯中途取消帝制野心已根本不可能了,段祺瑞还是继续称病不见袁世凯为好。

与徐树铮同来的曾毓隽系举人出身,段祺瑞任江北提督时入幕。因为他入幕较早,对北洋军各将领比较熟悉,所以经常被段祺瑞派到各处负责联络,这也使得他整天南来北往,行踪不定。段幕其余同事为此还送给曾毓隽一个“官衔”,称之为“行秘书”。

徐树铮回国重归段幕后,与“行秘书”惺惺相惜,以后便一文一武,一个外部合纵,一个内部运筹,俨然成为段祺瑞的左辅右弼。听段祺瑞说还要再次进谏,曾毓隽也劝段祺瑞不要去,认为袁世凯已经铁了心要称帝,段祺瑞又处于如此境遇之下,去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见自己看重的两名幕僚都这么说,段祺瑞颇为激动:“项城(袁世凯)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去劝,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

徐、曾二人听罢,也只得由他去了。

不出所料,段祺瑞先后两次求见,袁世凯竟然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两次均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接见。

发现已无法挽救,段祺瑞心冷如冰。他苦思了几天几夜,考虑是否要像当年发共和通电那样,扯起大旗,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和帝制。

此时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仅次于袁世凯,又执掌陆军部多年,门生旧部遍及军队和地方,要真闹起来,是足够袁世凯喝一壶的。可是一想到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段祺瑞就感到“我不能这样做”,所能做的,只有“(对帝制)论公,我宁死亦不参与。论私,我从此只有退休,不发一言”。

段祺瑞预料到,帝制一开,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必有人群起而歼灭之”,自己很可能会因此受到连累,但处于两难之间,也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顺其自然。

有人劝段祺瑞“离开危城以避之”,到天津等地去躲一下。段祺瑞说我既不能打破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一旦避往他处,反而更会遭袁氏父子猜忌,处境也将更为危险。

提到袁氏父子,段祺瑞痛恨的不是袁世凯,而是袁克定。他认为袁世凯做出如此“危国丧身”的荒唐决策,完全是袁克定一人所造成的,并愤愤地下了断论:“将来史家秉董狐之笔,可大书曰:袁克定弑其父!”

相比于袁氏父子的生死祸福,让段祺瑞感到特别忧虑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知道经过这么一折腾,民初以来尚算不错的开局注定将受到严重挫折——“袁氏丧亡不足论,只是国家大伤元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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