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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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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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电报

段祺瑞原本向袁世凯请了两个月的病假,期满后又续了两个月,日子久了,也就跟被革职了一样。直到1915年8月29日,他才被正式解除陆军总长一职,由王士珍接任。

9月间,在帝制派的策动下,各地出现了劝进热潮,就连很多反对帝制的人,或者为保身家性命,或者不舍名利地位,都违心地加入了这股热潮。

在袁氏幕府中,梁士诒是一个颇有见识也相对比较清醒的人,据说段祺瑞曾与之相约,说:“我一文一武,万不可赞成帝制,误袁氏。”现在一看若再不跟风操作就可能出局,梁士诒也赶紧跟上,亲自出面拼凑了一个帝制请愿团。

就连段祺瑞本人都无法免俗。虽然他已脱离陆军部,但身上还有袁世凯所赏的“管理将军府事务”,在幕僚们的劝说下,他只好以此名义列名劝进。不过此后就一直保持沉默,不再多言。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帝制,第二天便在北京同仁堂匆匆“登极”,接受百官朝贺。那一刻,他终于把嫌弃已久的“共和”给扔到了一边。

不久,袁世凯又进行大封赏,总计有一百二十八人被封爵,唯段祺瑞一人榜上无名。由此可见,袁世凯知道段祺瑞并非真心劝进,对他自帝制活动以来的不合作和暗中抵制的态度仍耿耿于怀。

眼见得是“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不过还没等袁世凯咂出皇帝这枚人参果的味道,局势就突然大变。

事情首先是由那个上了袁世凯当的冯国璋引发的。对冯国璋来说,共和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能够复辟帝制倒是最好的,但他希望让清室复辟,而不是袁世凯自己来当皇帝。

在帝制问题上,袁世凯固然不能跟冯国璋讲真话,冯国璋对袁世凯其实也存有二心。他后来从北京一回到南京,梁启超就将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筹备情形告诉了他。

冯国璋弄清自己受了蒙骗后很生气,他大发牢骚说:“我跟老头子(指袁世凯)这么多年,牺牲自己的主张,扶保他做了元首。可他对我仍不说一句真心话,闹到最后,还是‘帝制自为’,传子不传贤。”

传子当然是传给袁克定,冯国璋对袁克定很有戒心:“像这样的曹丕(指袁克定),将来如何伺候得了?徒然叫我两面不够人(指对清室),怎不令人寒心!”

冯国璋甚至认为等不到袁克定继位,袁世凯就会对自己下手——以江苏地位之重要,袁世凯又如此处心积虑地加以防范,一旦称帝成功,势必要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为了自保,冯国璋开始与云南的蔡锷、广西的陆荣廷互通声气,结为外援。

蔡锷是西南反袁的主将,他在回云南之前,曾在袁世凯的统率办事处供职。袁世凯对蔡锷的军事才能很赏识,每天都邀请他共进午餐,当时正值“剿办”白朗军时期,关于“剿办”的一切计划情报和有关文电,袁世凯也都放心地交给蔡锷审阅。蔡锷由此洞悉了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认定“云南一个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

蔡锷在军事上虽有信心,但云南毕竟僻处一隅,且所养士卒不足两万,一旦举义,就要与十万北洋军为敌,所以他特地与冯国璋订立密约,说明只要南京率先出兵反对帝制,云南必第一个响应,以收互相牵制之效。

冯国璋在这件事上比较谨慎圆滑,不想轻易表态。他起初的算计就是按兵不动,待到蔡锷等人和袁世凯闹起来,再坐观成败,从中渔利。

可是冯国璋手下的两名幕僚却跟幕主想的不一样。这两名幕僚,一为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一为机要秘书潘若海,他们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心腹,均为地道的清室复辟派。

冯国璋与康、胡、潘观点一致。自康有为介绍胡、潘入幕后,他对二人极为信任,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所有文电皆由这两位秘书代拆代行,公私图章大印也均由胡、潘负责掌管。

康有为这一支清室复辟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当年因为袁世凯告密,维新派吃了大苦头,以后时时酝酿报复。见冯国璋首鼠两端,不肯先发,潘若海就背着他,以冯国璋的名义给蔡锷拟写了一份电报,上写:“宁已出兵,望公速发。”

这份电报用的是江苏督军署的官印稿纸,盖的也是督军署大印,并由潘若海亲自送到上海租界邮局(时称电报局)拍发。电报局一看上面盖着印,也不问真假,便将此密电发至云南昆明。

密电到达时,蔡锷已做好了独立的准备,看了假电报,他赶紧按照密约进行誓师。12月25日,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同时在昆明成立护国军,由他亲自统率,向四川发动进攻。

护国军入川后,大破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可谓势如破竹,旗开得胜。这时蔡锷不见江苏出兵,便去电询问冯国璋因何失信,而冯国璋却被弄了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此事纷传沪、宁、川、滇各地,一时引为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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