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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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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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这就是人心

墙倒众人推,是流行中国的一句俗语,也是自古至今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到袁世凯完全失势之时,投向他身上的矛枪已远不止“送命二陈汤”这几支,其数量可以说多如牛毛。

袁世凯有一个从小带到大的贴身仆从,名叫唐天喜,一路被他提拔到了高级军官。就在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当口,唐天喜痛哭流涕地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为了报效袁世凯三十年养育之恩,要到前线去跟造反的那些人拼命。

青春偶像片上说,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唐天喜就是那偶像片上的当红小生。袁世凯这个感动,当下便委任其为副司令。唐副司令到达前线后,对手暗地里给了他三十万两银子作为打点,他立马决定“与君绝”,也造起了袁世凯的反。

袁世凯痛心不已,据说临死之前仍在念叨:“唐天喜反了,唐天喜反了!”

从冯国璋,到“送命二陈汤”,再到唐天喜,标志着整个北洋集团都背叛了他的开山鼻祖,而北洋的不可靠,其实在几十年前就初见端倪。那时袁世凯搞“小站练兵”,自述其练兵秘诀,一语概之,即“绝对服从命令”——你只要一手拿官和钱,一手拿刀,当兵的服从,就给他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军人服从命令固然不错,袁世凯的问题在于他把内涵过于简单化了。官兵们在未发迹之前,可以一早一晚焚香跪拜,把你袁世凯当成衣食父母给供着,一旦官钱在手,他也同样会挥刀对着你,以索求更多的官和钱。

在整个北洋集团里面,一方面是很多人耳濡目染,个个利字当先,甚少理想主义的空气;另一方面则是袁世凯玩弄权术上了瘾,对谁都搞腹黑的一套,部下们由惧怕到疏远,当差做事都无非是看在金钱和势力的面上,个人感情反而越来越淡、越来越少。

当然,如果袁世凯不复辟帝制,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发生,他仍然可以对全体北洋军人发号施令,仍然是北洋系中公认的权力中心……

据说,就连传闻中被袁世凯毒死的赵秉钧都对人说过:“项城帝制,是自杀也。”张国淦对袁世凯为什么会棋错一着同样感到不解:“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

自袁世凯一着走错,他就再也未能恢复昔日辉煌,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无人有能力将北洋系重新整合起来,直到它彻底崩溃。

在民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北洋系就代表着社会秩序,北洋系内部无休无止的分裂和争斗,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的一念之差,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极大地拖了近代中国的后腿。曾给袁世凯做过顾问的法国人柏里索总结道:“袁世凯要做皇帝,这一来使中国退化了数十年!”

在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最后日子里,平时围在身边、变着法子吹捧他的人都跑了,只有曾经被他压制或漠视的段祺瑞、徐世昌等人还能真正地关心他、帮助他。

这就是人心。到了这一刻,袁世凯才总算看了出来。他感慨万千,特地把徐世昌叫来,亲手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对他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病好了,也准备回彰德了。”

河南彰德是袁世凯遭载沣驱逐后的所居之地。多年前,这里是他东山再起的基地,在他准备重返京城的头一天晚上,全家人曾因此欢天喜地,他却忽然叹了口气,说:“你们不要高兴了,我是不愿意出去的,这次出去了,怕是不能够好好回来啊!”

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不愿意出去”当然是假的,它所表露出的,只是袁世凯对于前途莫测的某种担忧。可是等到袁世凯不再恋栈,真的想回彰德养老时,他的病情却越来越沉重。袁克定及其他家人急得手忙脚乱,遍请名医,且中西药并进,但都无济于事。

1916年6月5日,袁世凯紧急召见段祺瑞。因为自觉得不到袁世凯的完全信任和支持,段祺瑞此前早已提出辞呈,但是当得知袁世凯病势加剧且相召时,他还是偕同夫人张佩蘅匆匆赶往袁府探视。

除了段祺瑞,被袁世凯相召的还有徐世昌、王士珍等。他们都坐着汽车而来,随同前来的家人自然也不少。在主人进入袁府后,这些家人聚在一块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老袁的病情。

有尚不知情的问道:“总统怎么样啦?”得到的回答是:“听说还是发烧,心里起急。”那些比较了解情况的则断言:“打紧板了,一时不如一时,恐怕好不了了。”

徐世昌、王士珍等人去得早一些,见段祺瑞赶到,众人全都移步闪开,以便让他走近病床。

病床上的袁世凯虽然神志清醒,还能勉强坐起来,但连睁开眼睛都已很困难了。一看这样子,段祺瑞就知道情况不妙,他赶紧压低声音问道:“总统有何吩咐,敬请说吧!”

见段祺瑞到来,袁世凯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他说:“芝泉,我不行了,以后全靠你了。”说完就闭上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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