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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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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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叛徒

段祺瑞幼年就读私塾,十七岁时因祖父、父亲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被迫离乡投军。塾师见他欠下学费、膳费,便扣下了他的一块旧端砚和一张书桌作为补偿。

后来塾师穷困潦倒,听说段祺瑞在北京发迹,便想去北京投奔段祺瑞。塾师也害怕这位过去的学生不认自己,甚至当面对他进行羞辱或报复,只是实在穷得没法子,才硬着头皮,抱着段祺瑞的那块端砚来到了北京。

不料段祺瑞一见塾师非常高兴,不仅仍像小时候那样恭恭敬敬地尊称对方为老师,还向老师问师母健康。塾师一边回答,一边从包裹里慢慢地取出那方端砚,嗫嚅着说:“你从前那方砚台保存在我家,现送来还你。”话说完,脸上已红得发紫。

段祺瑞看到端砚更加喜出望外,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这一方端砚是我家祖传之物,老师为我保存至今,幸未失去,我很感激!”

段祺瑞马上请老师将行李搬到他家,以后一日三餐,殷勤备至。塾师见段府来来往往的都是贵客要人,自己只是个乡下塾师,不好再开口跟段祺瑞要事情做,于是过了几天便告辞回乡了。

等塾师回到家,原先家里的几间破房早已修葺一新,不用说,这当然是段祺瑞为他的老师修的。

段祺瑞待师如此,对昔日的同学好友也是这样。他最早读私塾的时候,私塾里有二十多个学生,那时段祺瑞任军中要职的祖父还在,但他从不在同学面前摆官少爷的架子,因此和同学们相处得很好。

在所有同学中,与段祺瑞交情最好的是申孟达,二人情同兄弟,往来甚密。后来父亲调防,段祺瑞随父迁徙,他们才渐渐断了音信。

许多年过去,申孟达在报纸上看到北京有一个大官叫段祺瑞,便疑心是当年的同窗好友。起初申孟达还不太敢去北京,怕有冒认官亲之罪,也有人劝他说,就算真是那个段祺瑞,那样的大人物,还能认你这样的小民吗?

就在申孟达迟疑不决之时,他的外甥来看他。外甥是个学生,颇有见识,认为不妨到京城一试,纵然认错了人也不该有什么罪,并且自愿陪同舅舅赴京。

申孟达被说动了,当下便整理行装,在其长子及外甥的陪同下前往北京。在北京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入住后,申孟达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段祺瑞寄了一封信。

让申孟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段祺瑞一收到信件,立即就派人送来二百块银元,给申孟达做剃头洗澡换衣服之用。三天后,段祺瑞又亲自来接,当天,有一二十辆小汽车停在小客栈门前的路上,把附近居民和路人都给惊呆了。

段祺瑞把申孟达接到府中,并设宴洗尘,亲自相陪。因为公事繁忙,段祺瑞不能一直陪同,就派一名副官领着申孟达游览北京所有名胜古迹,他还交给申孟达一张菜单,让申孟达自己按照菜单点喜欢吃的菜肴。

两个多月后,申孟达回乡,临别时段祺瑞又赠送了许多钱和一张自己身穿官服的全身照片。

段祺瑞的这些言行绝非沽名钓誉,可以说,遵师重道、不忘故交始终是他人生价值观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不管袁氏父子在权力斗争和复辟帝制时期如何压制、迫害他,也不管双方的政治观点存在多么严重的分歧,段祺瑞始终坚持“不用兵而是用口”,不肯打破他自己的道义观念去公开反袁。

在一次闲谈中,段祺瑞曾评价二庵(陈宧的字)才有余而德不足,他说:“袁项城做皇帝,陈事前竭力怂恿,以此来取信于袁。帝制失败时,陈又宣布独立。就做人方面、政治道德方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

让段祺瑞最无法容忍的,是陈宧不仅在宣布独立的通电中揭发袁世凯,并且还表示“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陈宧与黎元洪同为湖北人,且有过一段共事之谊。黎元洪曾让幕僚给他发去密电,陈宧接电后为表示对黎的忠诚,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便在四川取消了独立。四川独立给黎元洪捧了场,也有利于段祺瑞的统一政策,但此举不仅没有讨得段祺瑞的欢心,反而增加了其恶感。

段祺瑞认为陈宧朝三暮四,政治道德败坏,所以视之为北洋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南方列了十三人作为帝制祸首,在段祺瑞的祸首名单中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陈宧。无奈黎元洪竭力相保,段祺瑞不能不给面子,最后作为交换,黎元洪同意将段芝贵置于祸首之外,段祺瑞也答应不再追究陈宧。

虽然为了敷衍南方,北京政府按照他们的名单,宣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但段祺瑞既然不认同,自然不愿意真的把这些人交给司法惩办。早在命令发布之前,其中大部分人就已逃之夭夭,惩办问题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惩治祸首的命令发布后,南方的条件得到满足。当天,护国军和进步党人合作建立的军务院被撤销,南北归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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