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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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与黎元洪的搭配是一段双方都不太满意的“政治婚姻”。段祺瑞有足够的理由瞧不上黎元洪——

讲资历,段在清末时就出任提督、军统,还署理过地方上的总督,而黎原来不过是个小小的协统。以现代军制而言,军统相当于军长,协统才不过是旅长,整整差了两级。

论实力,袁世凯当政时期,段长期担任陆军总长,手中握有实权。黎虽然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表面看上去很有地位,但在中央,他不过是总统府的一个政治花瓶;在地方,部下们居然都能挟之以为傀儡。

段祺瑞不仅在资历、实力上远胜于黎元洪,而且其魄力、意志方面亦有人所不及之处。这跟他少时的家境变化有很大关系。段祺瑞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祖父是家里的主要靠山,段祺瑞十五岁那年,祖父病死军营,家道随即中落。

段祺瑞将祖父的灵柩送至合肥归葬后,仍旧回到他和祖父原在的宿迁军营。这时他私塾也念不起了,只好暂时留营做了一段时间的杂役。

第二年,段祺瑞深感在兵营打杂并非长久之计,也违背祖父对自己的期望,于是告别宿迁,只身跋涉两千里,前往山东威海投奔在那里任管带的族叔。族叔见他有七年的私塾底子,便安排他在营中当了一名文书。

此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段父在家乡遇害。虽然后来案子破了,凶手也被擒伏法,但段母因哀痛过度,亦追随段父而去。

段祺瑞是家中长子,以下尚有三个弟妹,在家庭迭遭变故之后,养家糊口的重担完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为了解决收入微薄、进身无门的窘境,这位早熟的少年在二十岁时基本上靠步行去天津,并考取了武备学堂,从此命运得到改变。当时段祺瑞赴津,随身仅带一块银元,所以段家人常说,段家是“一块钱起家”的。

少年时代家境的陡然中落,以及作为长子不得不过早挑起家庭重担的艰难经历,使得段祺瑞逐渐养成了冷峻、刚毅、敢任事的性格。

同为武人,黎元洪则要逊色许多。他有一个绰号叫“黎菩萨”,在湖北方言中,“黎”与“泥”同音,故也有人叫他“泥菩萨”。黎元洪有此绰号,固然是因为他脾气好、待人宽厚,但也不经意间暴露出他性格中软弱的一面。

事实上,在觉得形势不利时,黎元洪确实常常露出怯意。当年辛亥革命,冯国璋攻下汉阳,第二天一名与黎元洪相熟的北洋军将领隔江偷偷给他打电话,探听其虚实。黎元洪人都哆嗦了,他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里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指革命党人)利用我们的名义瞎搞一通……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笔账算在我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

到快当总统了,大抵还是如此。袁世凯去世那晚,得知北洋军可能要闹事时,黎元洪的表现近乎失态。忙于对军官们进行劝说的段祺瑞也被弄得不胜其烦。当张国淦受黎元洪之命一再向他打听情况时,他忍不住握起拳头朝桌上敲了一下,狠狠地说:“他(指黎元洪)要管,就让他管!”

张国淦当然没有把这句话报告给黎元洪。其后段祺瑞平息了事端,又把一张已经拟好的通电出示给张国淦看,上面写着:“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的号)颇孚人望,但‘约法’(民四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

段祺瑞这封通电显然是为了安抚北洋系,但“优柔寡断”也未尝不是段祺瑞对黎元洪的真实看法。

张国淦看过电报,赶紧劝段祺瑞:“这何苦来呢?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总统都奉送了,何必让受人情的人不痛快呢?”

段祺瑞想了一会儿,觉得有理,这才提笔删去了这段难听的话。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段祺瑞存在重大分歧。比如段一再找借口推迟国会的重开,而黎则认识到国会可以限制段的势力,扩大自身权限,所以对恢复国会持支持和促成的态度。又如在敲定帝制祸首的名单时,黎和段也都有各自的主张。

尽管瞧不上黎元洪的能力,又存在诸多分歧,但段祺瑞初期在表面上还是与黎元洪合作的。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有互补的一面——段祺瑞需要用黎元洪来维持“中央是团结的”这样的国家形象,以便对付南方的各党各派,而黎元洪虽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可是手中无兵,缺了段祺瑞,场面也撑不下去。

就这样,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用利益交换的办法解决了一些分歧。在此之后,他们又合作裁撤了帝制时期的机构和职官,取消了部分专制独裁的法律条例,同时放开报禁,撤销政治犯通缉案,使自“二次革命”失败以来遭受重创的民主共和制度得到了局部的恢复和发展。

可惜好景不长,黎段配很快就出现了维持不住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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