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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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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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

再次与章宗祥见面,西原提到,中国目前最困难的就是财政,而要整顿财政首先就需要一笔款子,如中国要借款,日本可以施以援手。

包括善后大借款在内,中国所借外债向来都拿不到实数,总要被七扣八扣减掉许多,这也常常会被外界认为是经手人拿了佣金或“回扣”,具体到向日本借款,则更为敏感。对西原主动要借款给中国政府的提议,章宗祥事先没有心理准备,不敢贸然答应,只好推托说自己怕因此遭到猜疑,不愿涉足其中。

西原真是有够贴心,过了几天又对章宗祥说,他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款时十足交款,答应借多少,实际付款时就给多少,中间不再给经手人佣金,如此经手人就可以干净了。

西原同时声明借款不涉及政治,不需要抵押。如此优厚的借款条件,段政府乃至之前的袁政府还从未遇到过,正好政府又处于极度缺钱的当口,岂有不笑纳之理?

西原在日本本国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除了寺内对他言听计从外,大藏大臣(即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原在朝鲜帮寺内主持理财工作,从那时起,他与西原的关系就十分密切。在大藏省内,西原可以随便命令和指挥胜田的幕僚,也能让银行人员听从他的命令办事。

需要避开的还是国际财团,因为按照善后借款协议,四国银行团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单独对华进行政治借款。西原虽然口口声声借款不涉及政治,可是也怕银行团知道后会大加诘责,所以只能秘密办理。

这时在日本控制的范围内,有三家专营长期投资业务的特种银行,分别是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经过研究,便决定由三家银行借款五百万元给中国交通银行。

双方商定后,西原一个电报发到东京,胜田马上回电同意。这是寺内上台后,通过西原之手借给中国政府的第一笔款项。

借款办理得如此顺利,出乎北京的意料,也使得段政府进一步确证了寺内内阁的政治信用。一拿到款项,段祺瑞立即派吴光新拜访日本驻华公使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以表达自己“认真与日本合作”的态度与决心。

对于西原和日本政府而言,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是其表达“诚意”,让中国消除戒心的见面礼。自此以后,西原在段政府面前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大幅提升,他开始更积极地促成中国对德宣战。

日本本身是协约国成员,站在协约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角度,西原一直担心中国被德国所诱惑,把丰富的资源和劳动力提供给德国,从而对协约国产生不利后果,所以他在为借款奔走的同时,一直努力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

不过寺内内阁想的与西原却不完全一致。寺内固然不乐意中国支持德国,可要是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反过来使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得而复失怎么办?

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为了游说中国参战,尚能背着政府夸下“援助”的海口,西原与高层关系紧密,可以做到言出必行,反倒不能这样信口许诺,因此在段祺瑞决定参战之前,其实并没有得到过日本将全力对华“援助”的确切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开始对日方的“好意”产生疑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一手经办了交通银行借款案,可是也对寺内内阁的新政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章宗祥更曾电嘱曹汝霖,认为西原虽然神通广大,但终究不是外交上负责任的政府人员,勿太过信任,致生波折。

在段内阁中,曹汝霖、章宗祥均被视为亲日派,连他们都这样谨慎,段祺瑞更不会冒险把参战与日本“援助”相联系。实际上,他这时候主要想依赖的还是美国,指望得到的也是芮恩施所说的“援助”。

在发出对德抗议前,日本政府虽然接到了中方的通知,但二者仅隔五个小时,表明到此时为止,北京政府并不把日本的意见作为参战的必备条件。这可把西原给急坏了,他数度向寺内内阁提出建议,认为如果坐视中国被美国拉进协约国,只会使好不容易打下的一点点“亲善”的基础发生裂痕,他先前的种种努力也算白费了。

原先日本政府不放心的主要还是山东问题,寺内内阁为此相继与英、俄、法、意达成谅解,获得了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的保证。有了这一保证,寺内决定接受西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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