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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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法干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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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没法干下去了

段祺瑞的鼻子歪掉了,气歪的。1917年3月4日,他率全体阁员直接来到总统府,请黎元洪在绝交案和节略上盖印。黎元洪浏览了一下绝交案,看到有“对德绝交”几个字,马上拒绝盖印。

段祺瑞和内阁不干了,双方大吵了起来。这是一种互相叠加的情绪反应,你给我九分厉害,我就还你十分颜色。一向显得窝窝囊囊的黎元洪也一反常态地发了火,声音非常严厉。

黎元洪强调依照临时约法,他有宣战媾和的特权。内阁亦不示弱,说你有特权不假,但我们实行的是责任内阁制,约法有明确规定,总统必须尊重内阁的决定,你现在这样轻易推翻内阁的决议案,不是目无内阁吗?

一名阁员说到激动处,甚至拍了桌子:“总统简直优柔误国!”

这句话算是道出了段祺瑞的心声,他对黎元洪说:“总统既然不信任我,事事和我作梗,国会又处处找我麻烦,和我背道而驰,这样的国务总理我是没法干下去了。”

段祺瑞愤而辞职,并于当晚坐专车去了天津。

得知段祺瑞出走,黎元洪那些不知轻重的幕僚们都乐坏了,他们纷纷怂恿黎元洪趁机改组内阁,换一个听话的总理上来。

对于换人,黎元洪内心里求之不得,他征询了徐世昌和王士珍的意见,准备请二人中的一人出任总理。可是徐、王均为政治场上的老手,谁也不愿跳这个火坑,另一边,各省军民长官则发来通电,要求挽留段祺瑞。

压力一大,黎元洪照例又撑不住了,只得请冯国璋亲自到天津劝段返京,同时承诺不再干预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

冯国璋到天津后告诉段祺瑞:“只要国会能通过对德绝交案,总统当会依法执行,决不会加以干涉。”

见黎元洪已经让步,段祺瑞也赶快见好就收,随冯国璋返京重新办公。回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国务院、外交部名义致电日本政府,提出“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日本政府的答复是中国政府应先行对德绝交,至于绝交后的权利义务问题,到时可与协约国方面协商解决,中国不必事先提出条件。

接下来,段祺瑞亲自出席参众两院秘密会议,提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此案在两院分别以多数票得以通过。1917年3月14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绝交。

与德绝交之后,中国随即接收天津、汉口德租界,停付德奥庚子赔款,同时封存德国在华公产,接收德国在华轮船及其他军用财产,算是获得了加入协约国的阵营的一些初步利益。

在段祺瑞的计划中,绝交只是第一步,宣战才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但黎元洪认为绝交是他在对德问题上的底线,反对采取进一步的宣战步骤。

这时不仅黎元洪,朝野各界从中央到地方,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宣战。当然具体到每个派别和实力派人物,在出发点和考虑角度上都会有所不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主张中立,目的是不希望段祺瑞在外交政策上再取得成功,从而提高其威望;西南诸侯担心,段祺瑞取得协约国的同情并获得日本的援助后,会对西南贯彻武力统一政策;北洋系虽被段祺瑞倚为靠山,但包括冯国璋、张勋在内的北洋军头或不真心支持参战,或直接把电报打给国务院予以反对,其真实理由却是害怕抛弃地盘,以及带兵到遥远的欧洲去送死以及消耗实力。

就连向来与段祺瑞保持一致的徐树铮,也出人意料地与幕主唱起了反调。徐树铮虽非留德学生出身,却非常崇拜德国。他认为德意志民族优秀,科学进步,绝无战败之理,因此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严守中立。段祺瑞大怒,曾当着徐树铮的面,将他的报告书扔到地上。

徐树铮素为段祺瑞之灵魂,此前别说扔他的报告了,连重话都不会有一句。这一罕见的举动,也表明了段祺瑞所面临压力之大。

就在段祺瑞感到孤立之际,梁启超突然登门拜访,再次以实际行动支持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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