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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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厂誓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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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厂誓师

张勋宣布复辟的当天深夜,月光溶溶中,一辆专车秘密驶进马厂车站。一个身材瘦削、身穿军服、腰佩军刀的老者走出车厢,这就是时年已五十多岁但依旧精神矍铄的段祺瑞,他即将在马厂揭起个人也是民国历史上的又一部光荣篇章。

李长泰率第八师中级以上军官早已在车站迎接,因为师部距车站尚有两公里,李长泰特地备了车马供段祺瑞等乘坐。段祺瑞拒绝乘坐马车,而愿与众人一道步行。其间第八师的那对亲兄弟一直紧随段之左右,以为护卫。

有了能够打仗的兵马,最好还要有擅草军书的圣手。第二天午后,梁启超如约而至,段祺瑞在师部门口对他说:“任公(梁启超号任公)此来,大振军威。”梁启超笑言:“打仗我是不行,我来给总理当个小秘书吧!”

梁启超稍事休息,即动笔起草讨张通电。1917年7月3日,该通电以段祺瑞的名义发表,被称为“马厂誓师通电”。

虽然段祺瑞已经不当总理,但各省的督军、师长、旅长,不是他的门生,就是他的旧部,所以电报发出后,立刻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冯国璋也于当天通电讨逆。

冯国璋尽管一直抱着深深的“故君之恩”甚至“还政于清”的想法,可是复辟真的实现了,情况与他设想的却又大相径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几乎每个人都想往上爬,冯国璋当然也不例外。他以前之所以希望让清室复辟,除了感恩图报这一点外,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爬上更高的爵位。可是复辟之后,张勋已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冯国璋得到的只是“锡封”一等公、“奉派”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这意味着他还得在张勋手下称臣。

要知道,他冯国璋可是民国副总统,遇到合适机会,还可以顺利地爬上大总统的宝座——时为大总统的黎元洪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并发表通电请他代行大总统职权。

冯国璋不笨不傻,对这些问题岂能看不清楚,因此对复辟王朝的那些任命并不接受。在讨逆通电中,他更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中国政体已走上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

同一天,段祺瑞又发表了一篇长达两千三百余字的“讨逆檄文”,该文仍然出自“笔端带有魅力”的梁启超之手。民国时,某著名报人的一支笔被赞誉为“胜抵十万军”,或许有些夸张,但在马厂誓师时,梁启超所起草的这些通电和檄文确实对讨逆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梁启超曾经的老师康有为正在北京为复辟出谋划策,并与张勋一起被吹捧为“文圣”、“武圣”。有人便对梁启超说,先生您投笔从戎,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壮则壮矣,可是不知道令师会作何感想。

梁启超毫不犹豫地回答:“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段祺瑞前往马厂的同时,还派人到保定联系了曹锟。曹锟的第三师为北洋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曹锟曾派代表参加,而且传说同张勋已有过默契,张勋还答应事成即让曹锟当直隶总督。

张勋完成复辟后,直隶总督由其自兼,只给曹锟封了一个直隶巡抚的职务。不管传说确实与否,总之曹锟没看得上这个职务,段祺瑞的使节一到,他马上同意参与讨伐。

7月5日,段祺瑞回到天津,正式成立讨逆军司令部。天津这个商埠一变而成为政治中心,凡和段接近或拥护民国的军政要人,都聚集于司令部,开会讨论,忙个不休。讨逆军司令部设于原直隶省长兼督军公署内,为了接运要人,公署里的汽车都不够用,不得不包用汽车行里的出租汽车,最后天津汽车行的出租汽车几乎全部被包光了。

黎元洪听从张国淦之计,下令段祺瑞复职讨逆。携带这一命令的密使已在天津等了三天,但一直不敢直接面见段祺瑞,只好请张国淦予以疏通。

听张国淦说明事情经过,段祺瑞余怒未消,他气冲冲地说:“局势变成这样,都怪他姓黎的无能,他今天还能够算总统吗?他已免了我的职,凭什么我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可以叫几个军人通电推戴我举兵?”

张国淦不愧其“千年和事佬”之名,他先让对方宣泄完火气,然后才冷静地分析说,黎元洪不管有什么过错,但他现在仍是总统。如果讨逆军方面不依正轨,不按总统命令自行讨伐张勋,必然名不正言不顺,会产生严重后果。

段祺瑞说靠几个军人通电推戴就能举兵,张国淦一针见血地指出:“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今天靠军人推戴,乱平后大家恃功而骄,岂不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何况所能取得的推戴,不过是北方几省,西南方面仍是承认黎总统,一定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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