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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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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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户

“先生”让翻译代表华工答应李笛亚迪的条件,但同时也提出了维护华工尊严的几个条件。李笛亚迪全都应承下来。

当晚,华工们不仅把活干得又快又好,还创造了一些装卸货品的新方法。天还没亮,他们已装齐六十四车,而那一百名英国兵也装了六车,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任务完成得很漂亮,李笛亚迪也因此受到司令部的嘉奖。他十分高兴,特地把翻译叫过去,对华工们表示了衷心感谢。接着他又去仓库,询问管仓的英国人:“中国工人做得怎样?”

那位管仓员说:“昨晚做得还好。”李笛亚迪当即拉下脸来:“为什么说还好?我的中国工人干得比谁都好。他们昨夜的工作效率,比英兵要高出一倍,你没有算过账吗?”

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从此大变,华工在异国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当他们回国时,不少华工还与附近的法国女子结了婚,并带回了中国。

赴欧参战的华工中有很多人却没有这么幸运。“威海卫华工营”那次从前线撤退伤亡尚不算大,但其他营伤亡不小。据说英国从青岛招募的十万华工,共死了三千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撤退过程中被德军的炮弹给炸死的。

重出江湖后的段祺瑞除了着力推动对德宣战外,所关切的另外一件大事是获得外界的援助和支持。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对德宣战,取消了德奥庚子赔款,加上停付协约国方面的庚子赔款,使得国内财政困顿的情况有所缓解,但那也只是“出”的少了,“入”的仍然不多。

对这笔账最清楚的,莫过于在新内阁中出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在他履任时,北京政府依旧入不敷出:军政费用每月约需两千万元,而财政部的可靠收入合计还不足一千二百万元,缺口达到八百万元之巨。

如何维持生计,再次成为让段政府头疼的大事,而到了这时候,老段又开始盯上了邻国日本那鼓鼓囊囊的口袋。

日本本来也不是个富国。甲午战争前,为了跟中国进行军备竞赛,日本天皇还要带头捐款,每年挤出皇室经费用于海军建设。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巨额赔款让它发了笔财,要不然恐怕连后面的日俄战争都打不起。

日俄战争打完,日本又没什么钱了,但是随后爆发的“一战”却意外地令其大发横财,真正成了暴发户——欧洲各国埋头苦斗,等于把赚取高利润发大财的机会拱手送给了置身于欧洲之外的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

日本有钱,也曾在“中日亲善”的旗号下,打算借钱给中国,但在拨出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后不久,北京政局即因参战之争发生混乱,段祺瑞也避走天津。鉴于当时局势极不明朗,日本寺内内阁决定中止经济援华政策,同时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外务省和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也持全然不干涉态度,作为段派成员的曹汝霖等人曾想策动林权助支持段祺瑞,但都未能达到目的。

西原的见解则完全相反。经过几次访华,他对段祺瑞非常看重,认为段一定可以继袁世凯之后掌握中国的政权,即便暂时被免职,也不妨碍其日后东山再起。为此,他再次向寺内提出要前往中国援助段祺瑞。

寺内很信任西原,可他还是认为此行要冒许多风险,所以未同意西原的主张。西原是个极有个性的日本人,就算是老板不答应,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照做不误。其间他曾四度来华对段祺瑞表示支持,与以往实质上受寺内指派不同,这四次来华完全是西原自作主张的个人行动,而非官方意见。

直到张勋复辟,寺内内阁对公开援段仍感踌躇。后来见讨逆军兵临北京城下,张勋大势已去,寺内才同意帮助段祺瑞平定复辟之乱。

复辟既平,段祺瑞也在为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定调。这时,曹汝霖提出了一个新见解。他认为,“远交近攻”是强国才能采取的策略,中国只是一个弱国,作为弱国,既不适宜于“远交近攻”,也不能单纯地“一律看待”,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政策,说白了,也就是必须采取亲日政策。

曹汝霖的这一见解,博得了段祺瑞的赞赏。他在送此前一直在天津活动的西原回国时,特地请西原向寺内转达自己的意向:“中国的政局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

得到西原带回的这一重要讯息,寺内内阁做出决定:“对段内阁给予相当友好的援助。”至此,日本政府终于明确了全力援段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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