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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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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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湘

虽然顺利完成了重新出山前未完成的两件大事,但段祺瑞也面临着入主中枢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一件棘手难题,这就是南方势力的挑战。

张勋复辟前,强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失去饭碗的国民党议员们即纷纷南下,以孙中山为中心发起护法运动。

孙氏“护法”,固然有捍卫民国、维护约法的政治追求,但亦有争夺中央控制权的实际考虑。他的直接诉求是要求北京政府恢复“旧国会”(即被解散的这届国会),因为“旧国会”中国民党议员占绝对优势,控制国会也就控制了中央控制权中的相当一部分。

孙中山有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也有国民党作为政治支撑,但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就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必须依赖于西南军人。

这里所说的西南主要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和广西五省,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桂系陆荣廷和滇系唐继尧。从袁世凯时代开始,西南军人便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系、长江下游的冯国璋系互通声气,形成了一种或明或暗的盟友关系,借以增强本系在中央的分量。

在张勋复辟前后,西南各省一面参与“护法”,一面宣告独立,其目的无非是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西南诸侯不仅反对张勋,也同样反对段祺瑞。当段祺瑞根据黎元洪的命令复任总理,准备举旗讨逆时,唐继尧曾通电反对,其逻辑是复辟乃段祺瑞一手酿成,岂可再安居总理之位。

复辟被平定后,根据唐继尧的这一逻辑,西南各省不仅仍然没有取消独立,而且指段为复辟的罪魁祸首,要予以坚持反对和讨伐。段祺瑞早就看西南军人不顺眼,现在这帮人又要对他进行讨伐,并实际形成了南北分立的局面,他当然不肯示弱。

西南各省的地理位置都较为偏远,中央不宜用兵,这是连袁世凯当政时期都难以解决的一大难题。段祺瑞在总结袁世凯的一些策略办法的基础上,制订全盘的战略计划,即“入川以进攻云贵,攻湘以占有两广”,也就是以四川、湖南为枢纽,逐步削平西南诸侯。

围绕入川,段幕设计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即利用川、黔、滇三方面的矛盾,先使其互斗,再寻机取而代之。1917年8月初,川、黔、滇三军果然发生大混战,段祺瑞立即任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六个旅入川查办四川问题,其目的是首先督促川军驱逐滇黔军,然后再拿下四川和控制滇黔。

与“入川”相比,“攻湘”更为困难和复杂。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本倾向于西南,对北京政府只是表面敷衍。段祺瑞就以吴光新代之,但谭延闿在湖南甚得民望,湖南人以“湘人治湘”为口号,反对北方势力侵入湖南。

针对这一情势,段祺瑞采取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办法,他决定派湖南籍的傅良佐去湖南,这样既可以堵住湖南人的嘴,又可以执行自己的计划。

可是段祺瑞的提议却遭到了冯国璋的极力反对。

冯国璋刚来京时,曾经很大度地说现政府既实行责任内阁制,那么他作为总统就应该“人事不参加”。比如陆军次长出缺,幕僚们建议让师景云干一下,他们对冯国璋说:“岚峰(师景云的字)伺候您这么多年了,现在陆军次长出了缺,是否可以提拔他一下?”

师景云乃冯幕首席,深得冯国璋的信任,其地位相当于徐树铮之于段祺瑞,但是冯国璋听后不同意,他对其中的一个幕僚说:“岚峰要去,我看还不如你去。可是我觉得你也不去的好,内阁里,咱们还是不加入为是。”

如果冯国璋能够始终如一地不过问人事和其他政府要务,冯段之间自然就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然而事实上他却做不到这一点。

冯国璋后来追述他在北京当总统的这段经历时,曾经说:“以我老大哥的地位,以段向来对我唯命是听的那样态度,为了北洋的大局,当时我认为,我是可以说服段,做到府院合作的。”

其实仅此一句话,就足以说明冯国璋和他的前任一样,绝不甘心于只做一个责任内阁制下的“盖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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