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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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灾乐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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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灾乐祸

1917年11月14日,正在湖南指挥作战的两位北洋军师长王汝贤、范国璋突然在前线发出主张停战议和的通电,提出他们不愿为“政客利用”。通电发出的当天,二人即率部撤出战斗,由衡山向长沙方向退却。

王汝贤、范国璋是直隶人,其所部官兵也多出于直隶,他们虽没有正式归入直系,但和直系渊源很深,王、范平时也多看冯国璋脸色行事。二人做此惊人之举,当然不像通电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他们恰恰乐于被“政客利用”,只不过利用他们的“政客”不是段,而是冯罢了——秘密指使他们停战的,正是冯国璋的女婿陈之骥。

傅良佐是个缺乏应变能力的人,一看到前线通电便手足无措,当晚就和新任湖南省长携带印信,乘坐轮船一同仓皇逃出了长沙。在此之前,段祺瑞为了支持傅良佐督湘,还从山西调来商震一个混成旅赴湘作战。由于商震和王、范没有直接联络,傅良佐又不通知,所以导致晋军要撤的时候都撤不下来,最后近乎全军覆没。

王、范通电到京后,冯国璋表现得幸灾乐祸,连声说:“快快送院,快快送院。”别人问他:“湖南问题闹大了怎么办?”冯国璋没好气地答道:“我有什么办法?有责任内阁。”又有人问:“王汝贤、范国璋擅自通电停战,此风殊不可长,总统以为如何?”冯国璋仍然是那句话:“问责任内阁。”

这些话传到段祺瑞耳朵里,他气呼呼地说:“问我,我只有一个办法,辞职!”

段祺瑞说到做到,当即递上辞呈。第二天,他又发出了一份言辞痛切的电报,称为“铣电”。在“铣电”中,段祺瑞认为北洋系是如今中国的正统势力,无北洋即无中国,与此同时,他责备直系军人不顾大局,“启阋墙之争”,使西南“收渔人之利”,而西南却正好施离间计来破坏北洋团结,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

对于“铣电”,冯国璋倒也没什么感觉,按他本意,最好是立马批准辞呈,让对方滚蛋了事。可就在段祺瑞发出“铣电”的当天,总统府的日籍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即奉命来访,转达寺内内阁的意向,说:“欧战在紧张进行,中国内阁不宜有所变更。”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警告说:“倘因中国内阁变动引起纠纷,日本难以坐视。”

即便在北洋系内部,冯国璋也面临着不小阻力。身处北洋元老地位的徐世昌就认为,“铣电”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段祺瑞于此时辞职,一定会引起北洋分裂,切不可行。

处于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只得暂时放弃立即罢免段祺瑞的念头。他一面对段祺瑞进行再三挽留,一面装模作样地通电申斥王汝贤、范国璋,说这两个人“不顾羞耻”,把“军人面皮丧尽”。

段祺瑞随后收回辞呈,通电各省督军表示愿意继续任事。正当众人都以为府院之争已暂告平息时,在冯国璋的秘示下,“长江三督”又掀起更大风浪,他们联名要求撤兵停战,与西南方面和平解决问题,并声明愿做调停人。

“长江三督”的联名通电对段祺瑞的政治主张和威望造成了很大打击。为争取主动,段祺瑞立即下令免除傅良佐督军一职,其职务由王汝贤代行,所有长沙地方治安也均由王汝贤、范国璋完全负责。

王、范擅自在前线撤兵停战,不仅没有受到军纪国法的处分,反而还要加官晋爵,这在段祺瑞的带兵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可是为了稳定湖南局势,他又不得不做出违心之举。

尽管如此,冯国璋还是没有要善罢甘休的意思。他除了趁机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兼职,由王士珍继任其遗缺外,还要求严惩傅良佐。段祺瑞虽然有意袒护傅良佐,但在自己也深陷困境的情况下,也不敢公开包庇,只得同意将傅良佐交付军法会审。

不过段祺瑞随后又提出一项意见,指出傅良佐名义上是湖南督军,其实只是个光杆司令,军权操于王汝贤、范国璋之手——王、范公然发表通电主张议和,又擅自撤兵,傅良佐赤手空拳,焉能在长沙继续坐镇下去,除了逃走还能有什么办法?

段祺瑞的结论是,傅良佐擅离职守,固然应当惩办;但追根溯源,王、范应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彻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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