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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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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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心照不宣

段祺瑞长年在政治场上摸爬滚打,岂是可以任人揉捏的。沿着他所提出的意见,就会涉及很多极为复杂的内幕。比如王、范通电议和究竟是自作主张还是奉有政府的命令?若是前者,王、范作为军人,在发电之前就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所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若是后者,到底是谁代表政府下的命令?

负责傅案的人初步查了一下。段祺瑞是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但国务院和陆军部可以断言没有下过命令,这样颁发命令的人就只可能是冯国璋了。

按照法律,一旦确证冯国璋曾向王、范下达过明令,那么不仅王、范可以不负责任,傅良佐也能够得以完全脱罪。退一步说,即便搜集不到冯下达明令的确切证据,作为总统,他最低限度也应该出席军事法庭作证。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对段祺瑞而言都是有利的。可真要彻查下去,伤及国家体面不说,在南北分裂的形势下,北京政府估计也存在不了几天了,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段祺瑞不会走到这一步,冯国璋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冯段心照不宣,谁都不再提及军法会审傅良佐的事了。具体经办的人见状,自然也不敢继续深入。于是乎,这桩公案就遵循北京官僚圈子里的“潜规则”,先是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接着就不了了之了。

段祺瑞罢免傅良佐,容忍王汝贤、范国璋,为的是让后面这二位能够将功折罪,卖把力气将南方联军逐出湖南。可是王、范自恃有冯国璋撑腰,对此并不领情,只是一味想与南军谈和;更有意思的是,南军对王、范的谈和请求也不领情,上来照旧是一顿猛揍。

王、范慌忙抵挡,但他们麾下的北洋军早就因谈和而失去了斗志,稍一开仗便纷纷溃散。王、范见势不妙,也只好双双逃走。不久,南军便长驱直入,控制了长沙。

面对被直系搅得一团乱麻的湖南局势,作为负全责的总理,段祺瑞自感责无旁贷。这天,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到总统府盖印,盖印的时候便转述段祺瑞的话,说段祺瑞深悔用人不当,准备“引咎辞职”。冯国璋听后,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了一个“噢”字,没有丝毫慰留的表示。

非但如此,过了三五天之后,张志潭又来盖印,冯国璋竟然问他:“总理还不辞职吗?”此语一出,连一旁的恽宝惠都感到总统问得实在有些冒昧。因为不管冯段之间有什么仇什么怨,段祺瑞毕竟还是一个责任内阁的总理,在总统还没有找到继任人选之前,怎么能够任由总理递交辞呈呢?

恽宝惠怕张志潭感到难堪,但从段祺瑞到张志潭,显然对冯国璋的态度都早有准备。当着冯国璋的面,张志潭表情严肃地回答道:“辞呈就上来!”

辞呈果然很快就送了过来。这时冯国璋才意识到段祺瑞的替代人选还空缺着,于是加紧物色。

他首先想到的新总理是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此亲自坐着汽车前去拜访,请陆徵祥出面组阁,但却遭到了拒绝。

接下来,冯国璋又请熊希龄和王士珍一同来府商谈组阁问题。熊希龄在袁世凯时代曾出任总理,可他也无心再续前缘,并且郑重声明:“我是决不做冯妇的!”王士珍跟着开了句玩笑:“你不做冯妇,我倒可以做冯道!”

熊希龄马上笑容满面地说:“聘老(王士珍字聘卿)既然愿意做冯道,这件事还不好办吗?”

王士珍发现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急忙微笑着一再向熊拱手作揖,表示只是玩笑话,没有做总理的打算。

此后,冯国璋单独对王士珍进行劝说,请他顾念多年交情,勉强出面组阁。王士珍则说自己和段祺瑞也是几十年的交情,怎好卖友?

不管冯国璋如何苦口婆心,王士珍始终予以婉拒。事实上,为了顾及和段祺瑞的那“几十年的交情”,他甚至连陆军总长一职也称病不肯就任。

一圈人问过来,最后冯国璋找到了外交总长汪大燮。汪大燮正在生病,也不太愿意跳此火坑,为了摆脱冯国璋的苦求,他便在病榻上提出了一个就任条件:只做几天总理,只签署两个公文。

汪大燮以为这样古怪无比的条件会令对方死心,未料冯国璋一口答应下来。

冯国璋的这些情况都传到了国务院。看到“四哥”逐走自己的心情竟然比原来的黎元洪还要急切,段祺瑞的脸上无论如何都挂不住了。他马上赶到总统府面请辞职,冯国璋又假意请他荐贤。段祺瑞推荐的也是汪大燮,并表示愿意亲往劝驾。

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下令准予段祺瑞辞职,派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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