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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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爱财,乃是北京政治圈内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据说他有一次饭后散步,看到中南海的池塘里养着很多漂亮的鱼,就问随从:“这都是些什么鱼啊?”

随从回答说什么鱼都有,最近放进去的是袁世凯执政时期,由河南进贡的黄河大鲤鱼。这些鱼全部为珍稀品种,最令人称奇的是,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明清两代的帝王后妃搞放生活动,被放生的鱼的鱼鳍上都拴有作为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

冯国璋听了不由脱口而出:“嗯,不错,把这些鱼卖了肯定能得不少钱吧!”

随从以为他只是开玩笑。不料这位总统真的动了卖鱼的念头,过后即开价十万出卖中南海的捕捞权,最后以八万元成交。一时间,北京的饭馆里都开始出现并竞卖“总统鱼”。

徐树铮将“认贼作父”、“总统卖鱼”等直接作为文章标题,并放大成头号字在报上刊登,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对冯、王的声誉进行极力贬损。

除了冯国璋、王士珍,被徐树铮列入黑名单的还有“长江三督”中的江苏督军李纯,因其对冯国璋跟得最紧,“和平统一”的调子也唱得最高最响。

徐树铮在报纸上把李纯骂得狗血喷头,甚至说李纯是北洋的叛徒。有一次李纯要召集各省议会代表到南京开会,以“协商和平”,徐树铮便让京师警察厅具呈,以违法为由请求取缔,同时通知各省督军不许参议会派代表前往参加。

在报上损人固然带劲,但更有效的显然还是让北洋军人们直接站队发言。北洋以杂牌居多,皖系或亲皖军人又主要集中于杂牌,如安徽督军倪嗣冲、浙江督军杨善德等。这些杂牌督军早已响应段的号召主战,可是他们在实力和声势上仍远不及那些嫡系将领。

当时的北洋嫡系部队一共有六个师,这六个师实际都是由清末的北洋六镇演化而来。第一师原为“京旗镇”,驻于北京,既然段已下台,当然就指望不上了。第二、第四、第六师的师长即“长江三督”,徐树铮判断第四师师长陈光远、第六师师长李纯都是铁杆直系,无法拉拢,只有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因身在湖北,如果被南军逼紧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倒还可能转过头来跟皖系一道主战。

剩下来的两个师中,第六师师长曹锟身兼直隶督军,本身属于直系,不过徐树铮认为可以拉也应该拉。原因是曹锟与皖系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号称直、皖二系的两栖督军。另一方面,第六师近在直隶,兵力又最多,可以随时威胁中央。若把这部分力量用上,让他们到前线去攻城略地,胜了,皖系沾光;败了,反正不是皖系的嫡系部队,对皖系而言,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为了拉住曹锟,徐树铮亲自跑到天津对其进行游说。他先对曹锟许诺,说明只要曹锟肯站在主战派一方,不久召集新国会时,一定想办法捧他为副总统。接着又举反证,指出如果曹锟想站到主和派一边,则不会再有出风头的运气,因为“长江三督”以李纯为首,早就在主和上拔了头筹。如果南北和平真的实现,李纯的政治地位必然提高,而曹锟却必然一无所得。

曹锟听后大为动心,于是立即单独发表“马电”,主张以南军首先退出长沙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六个师中的第五师师长张怀芝驻于山东,虽然该师战斗力并不强,但是资格老,而且听从段祺瑞,让他跟着走没有问题。

1917年12月2日,在曹锟和张怀芝的主持下,全国七省三区的督军和都统代表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这次会议除“长江三督”未派人到会外,几乎囊括了北洋系所能控制的各个省区,其规模和声势之大,不亚于过去的徐州会议。

天津会议是主战派的大联合,也是皖系对冯国璋和“长江三督”的一次有力反击,而冯国璋在这种反击面前又几乎找不到什么抵御的借口——说好要“和平统一”,可是南军却仍旧没有要与北军立即实现“和平”的迹象,不仅湖南方面的南军已攻至岳州附近,而且入川的滇黔军也攻克了重庆,吴光新已被迫弃城东下。

冯国璋曾责成李纯与陆荣廷接洽,主张南北军在湖南先行停战。陆荣廷倒是答应了,但南方联军中的湘桂军还想夺回岳州。岳州为湘北门户,驻守岳州的北军又属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部队,王占元当然也不肯轻舍。

冯国璋派人携自己的亲笔信到天津,要求天津会议本着“有备无患,先礼后兵”的精神进行,然而主战派已在会上占据绝对优势,一致要求组织强大兵力讨伐南方。

冯国璋被南军和主战派夹在中间,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忍不住对女婿陈之骥说:“瞧瞧我都被他们弄到这个地步了,想想黎黄陂(黎元洪),也真难为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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