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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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总理的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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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总理的总理

出于形势所迫,冯国璋只得把段祺瑞和王士珍一并请到总统府商议解决办法。段祺瑞表示除下讨伐令外,别无他法,这本在冯国璋的意料之中。他找王士珍前来,就是想一道说服段祺瑞,以抵制天津会议的压力,可是没想到王士珍也变得一筹莫展,乃至说出了“如须作战,不如请芝泉(段祺瑞)出来主持为好”这样令他大失所望的话。

这时不仅国内形势波诡云谲,国外的“一战”也出现了变数。眼看德、奥将败,原在东线与德国作战的俄国突然爆发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德国单独媾和,退出了“一战”。这不仅意味着德国减除了来自东线的威胁,而且当时还有一种猜测认为,它很可能会从苏俄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

如此一来,对于协约国方面还能不能取胜,北京政府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争论,有人认为参战乃失策之举,身为总统的冯国璋也有些胆战心惊。

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与苏俄的大规模战争,冯国璋决定设立参战督办处,并打算由段祺瑞负责。当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时,段祺瑞未有任何犹豫或为难之色。他先是让冯国璋坚定信心:“俄国虽然撤兵回家革命,但参加协约国的已经有十九个国家,德势已孤,寡不敌众,结果必败。”接着又慨然表示:“我决不推卸责任,总统不要怕,参战督战办令一下,我决不推让,立刻走马上任。”

1917年12月18日,冯国璋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同一天,他还下达了一道手令,规定以后参战事务均交参战督办处理,不必呈送府院。

冯国璋的算盘打得很精明,他是要一箭双雕,一方面让段祺瑞去替他应付棘手的外战,另一方面又要把段的权力限制在对外问题上。可是最后实际上是弄巧成拙——参战督办并不隶属于内阁,段祺瑞的一切决定都可以直接发交有关各部办理,对内可以发号施令调动军队,对外则可以凭借这个机构直接取得外援。

冯国璋自己要搞的参战督办,结果却让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国内的军政大权。段祺瑞虽然已辞去了本兼各职,但自此以后,凡国内重大事务特别是南北问题,他都要不断予以过问,成了不是总理的总理。

1918年1月中旬,正在陆军部任职的陈文远奉命到前线视察。此前冯国璋、王士珍已让谭延闿回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希望谭能够收拾残局,阻止事态继续扩大,但谭延闿却无意回任,而湘桂联军更是乘胜追击,不肯罢手。

陈文远到湖北时,湘桂联军距岳州已只有几十里路。为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他冒着危险亲自去了一趟岳州。可是下火车后,什么人也找不到,于是陈文远只好在城内草草巡视了一番,结果发现驻城部队虽然不少,可大多为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其中既有王汝贤、范国璋的残部,也有山西商震的一部分败兵。这些残兵败将无一例外地都无精打采、狼狈万状。

陈文远不敢在岳州逗留,连忙又乘车返回武昌。一见到湖北督军王占元,他就直言相告:“我看前方军事危急得很,而且士气颓丧,岳州恐怕也难久守。岳州一丢,(北军)在湖南就站不住了,战事立刻会扩展到湖北省来。你还不赶紧想办法吗?”

王占元皱着眉头对陈文远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力量单薄得很,要想守住湖北都不容易。”

见王占元尚未完全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陈文远想了一下说:“我在岳州匆匆看了一下,人心已经慌乱到了极点,地方上经过这场战事,真是糜烂不堪了。我看再经过十年,也不容易恢复元气吧。”

王占元一听这才慌了,急忙请求和陈文远联合拍个电报到北京,申述地方危急的情形,请立即派队伍前来,以安定人心。

王占元虽为“长江三督”之一,但正如徐树铮所分析的那样,火如果烧到他的家门口,就不可能再装腔作势地“主和”了。王占元的请求正中陈文远下怀,他当即表示同意,并立刻拟了一份电稿,让人发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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