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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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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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

由直系带头,前线官兵厌战情绪高涨,北军将领们也纷纷开始出现懈怠情绪。曹锟前脚一走,山东督军张怀芝后脚就跟着溜之乎也,抛给段祺瑞的理由是“湘赣两省无须检阅”,他得“回鲁剿匪”。

见北军各部都在溜号,刚当上湘督的张敬尧不免心慌意乱,居然也发来电报,要求暂行停战,与南军议和。老段复电狠狠训斥了他一番,严令无中央命令,不许停战议和。

张敬尧是本系人马,段祺瑞可以对他进行训斥约束,不准其停战议和,但张部实力有限,难堪大任。除去自己的皖系,段祺瑞能依仗的便只有奉系了。段祺瑞、徐树铮打算在汉口设立奉军前敌总指挥部,将关内奉军全部投入湖南战场,继续对南军作战。

问题是奉军既不是他老段的,也不是小徐的,归根到底,它属于张作霖所有。在其他北军纷纷后退或作壁上观的情况下,张作霖又岂肯拿自己的资本去给皖系做赌注?

曹锟、张怀芝不听约束,奉军不为所用,眼看统一南北的梦想又将有化为泡影的可能,段祺瑞致电徐树铮,发出声声叹息:“此次顿挫,实出意外。”

在南北战争进行的同时,京城内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正进入高潮,这就是新国会选举。

冯国璋自入京就任以来,其身份始终是代理大总统,而非正式总统。其间,段祺瑞成立了临时参议院,这一机构的成立,在为主战派“合法驱冯”提供便捷之路的同时,也让冯国璋看到了扶正成为正式大总统的机会。在段祺瑞辞职下台之后,冯国璋便密嘱手下帮其提早策划和准备。

冯幕人员对宪法、国会选举这一套缺乏研究,最后经人推荐,把财政总长王克敏叫到大总统府,让他负责经办这宗“买卖”。

王克敏起初听到让他办这件事很高兴,但回家后仔细一想,认为此事还得慎重。原因是冯国璋爱财吝啬是有名的,如果到时耍滑头,要他王克敏在财政部或银行先行借垫活动费用,那自己就亏大了。

王克敏拿定主意,只有冯国璋肯自掏腰包,才答应帮忙。于是他第二天就邀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同见冯国璋,并且一开口便提出此事需款两百万元。

冯国璋听后被吓了一大跳,过了一会儿才勉强说道:“现有南京汇来的利息四十万元,先拿去用吧。”

冯国璋一边把四十万元的支票亲手交到王克敏手里,一边郑重地对他说道:“此事须办得有把握。”

经费被缩水到了两折,还要办得有把握,王克敏真是无语了,同时也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他迅速把支票移交给宪法研究会,让研究会负责打理,之后便向冯幕人员声明:“只此一次,下次不管!”

研究会具体打理的人系山西商人出身,凡事都要精打细算,又得知经费是总统从自己腰包里抠出来的,更加不敢怠慢。他把四十万元分派给各省在京的旧国会议员,让这些人回籍“办理”选举——每人发给交际费及路费两千元,以能当选为限,若不能当选,原款还得退回。

此时旧国会已被解散了将近一年,议员们潦倒京城,经济上都十分拮据。听到这一办法后,许多人都不愿回籍“办理”,怕万一冯国璋不能当选,会还不起这笔债务。

冯国璋虽花了代价,做了准备,但他对新国会选举显然缺乏信心,所以才视“国会组织法”等条例的出台为威胁。事实上,冯国璋运作政治的水平和技能,确实不能与段祺瑞、徐树铮相提并论,宪法研究会也绝非安福系的对手。

安福系的称谓始于临时参议院开会期间。当时徐树铮让同样出自段派的王揖唐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租了一座较为宽大的四合院,作为亲段议员经常聚会之所,名为梁宅。

聚会梁宅的议员既无组织,亦无领导,只是大家在夜间无事的时候,随便在里面坐坐。当时人也不多,或三五人,或十余人,彼此闲谈。闲谈的内容虽然有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没有任何会议形式,仅仅是同人之间交换政见、联络感情而已。

后来知道梁宅的人日渐增多,便添设了娱乐设施,像棋类、麻将牌什么的、应有尽有。这样,梁宅又兼有俱乐部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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