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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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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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已去

梁宅真正热闹起来,是在临时参议院将要结束之时。因为大家都知道,“国会组织法”等条例必将公布,有关未来新国会选举的事情已成为中心话题。

这时徐树铮计划帮助段祺瑞成立政党,以便在新国会选举中取得优势。他让曾组织过政党的王揖唐负责筹划。王揖唐就在一次聚会中提出,将来要到各地方“经营”选举,就必须成立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方好号召。

民初因党争激烈,政党二字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大家都觉得取名某某党派不妥,但“梁宅”又是叫熟了的名称,好像也不太合适。于是有人提议说,这个梁宅不是在安福胡同吗,安国福民,名字不仅脱俗别致,还含有吉祥之意,不如就称为安福俱乐部吧。

与会者一致同意,梁宅就此摇身一变,成了安福俱乐部,也即后来轰动一时的安福系。

安福系在本质上与政党也有很大区别,它既无党纲,又无政策,说到底仍相当于一个议员招待所,只是大家每月都固定接受着徐树铮、王揖唐的津贴和招待。最早安福系的列名议员也很少,不过数十人而已,但这数十名议员各省皆有,新国会选举一开始,他们就各回本省,代表安福系“经营”选举。

与第一届国会相比,新国会选举有了很大不同。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时,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政治势力和金钱对选举不是说完全没有影响,但影响还不是太大。当时能够操纵选举的,也主要是省议会和县议会,选出来的议员一般都是当地士绅或有名望人士。

到新国会选举时,政治势力和金钱已经完全渗入选举之中。冯国璋紧紧巴巴掏出来的那四十万元根本就不够用,段祺瑞花在竞选上的钱只多不少,不过这些都没有要他本人操心,交通系和徐树铮早早就把经费都筹措好了。

此外,对选举的操纵力量,也从地方上升到了中央。冯国璋及其幕僚直到选举开始都搞不清如何运作,只知道把钱扔给宪法研究会,而宪法研究会也是把经费分配出去就算了事。安福系则不是这样,徐树铮、王揖唐全都如临大敌,直接在中央坐镇指挥,徐树铮还亲自拟定候选人名单,并指挥地方长官对选举进行干预。

在具体选举方法上,安福系采取的是“分区包办”法。比如山东省被划分为四个选区,每个选区发给选举费一万五千元,由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民国时隶属于省长的地方官员),按徐树铮所圈定的名单“选举”。在湖南,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督阵,将大量伪票投入票箱,使得原定候选人全部“当选”。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容易操纵。黑龙江即为一例,该省分两个选区,分别为龙江道选区和绥兰道选区。担任绥兰道选区监督的道尹是与直系有关的人,这就对安福系操纵选举造成了很大障碍。徐树铮采取的办法是,在选举前夕便以国务院名义,调该道尹进京咨询。在其离开黑龙江省期间,另择听话的人代理职务。

其实,如果撇开其中过多的弄虚作假及舞弊成分,安福系的竞选不可谓不认真,其认真程度甚至与西方社会的那些竞选班子有一拼。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宪法研究会等班子简直如同渣渣一般——黑龙江省的选举结果出来了,二十多员议员,被安福系全锅端!

黑龙江省一省如此,其他省份亦大同小异,即便在冯国璋的老巢江苏,安福系亦大获全胜。

宪法研究会败北,冯国璋的那四十万支票也没能要回来,这让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临终时还对自己的长子说:“王克敏这小子骗去了我四十万元……”

新国会尚未组成,冯国璋已知大势已去,便一再向外界宣布自己不再参加总统竞选。

这时段祺瑞也正在考虑总统的人选问题。皖系内部已经有人主张举段为总统,他们的理由是本系在选举中费尽气力,自然就应该选举自己的首领当总统,而且想要搞政治,最好还是亲自去搞,不能假手他人。

就当时的情势来说,段祺瑞只要参加总统竞选,就一定能选上。可是他考虑到,北洋系已分裂为直皖两系,冯国璋身为直系首领,如举段而不举冯,势必导致直奉两系的分化趋势更为严重。

在皖系内部,也有人推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元老,与皖直两系都有渊源,以徐代冯,无人可以反对,直系也能够接受。段祺瑞本人决定采纳这一意见。

考虑成熟后,段祺瑞就登门拜访冯国璋,这也是他再次组阁以来第一次拜访总统。冯国璋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在段祺瑞摊牌之后,他马上表示愿将总统让给徐世昌。

段祺瑞又对他说:“四哥愿屈尊退当副总统,芝泉亦无异议。”

中国人向来都习惯了能上不能下,“退当副总统”哪里是“四哥”能够接受的。冯国璋摆了摆手,说:“算啦,我已决定息影林泉。”接着他又带着疑惑的神情问段祺瑞:“芝泉你呢?”

冯国璋显然对段祺瑞是否留任总理的事非常关心。段祺瑞知道,如果冯国璋选择彻底离开政坛,则他的总理也不能再当了,否则难以平息冯国璋及其直系的怨愤。于是他连忙说:“芝泉亦不当总理。”

此语一出,二人相视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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