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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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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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来者不怕,怕者不来

原来你们还不知道!梁秋水就告诉他们协议开会是为了反对签订和约。他接着侃侃而谈:“不料当局反来禁止我们开会,这明明是帮助日本压迫我们……诸位都是中国人,如果都是好汉,请快快与我们同去开会。”

警察们都没话说了。梁秋水遂请他们进屋休息,抽烟喝茶。

坐了一会儿,为首的头目突然想到上峰那里难以交差,便赶紧对梁秋水说:“我告诉你真话,会员可不逮捕,会所可不封闭,但公园万不可去,如去一定死人如麻。”

梁秋水毫不退让:“俗话说得好,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这时会员已来了一百多人,他指着这些会员说:“自来送死的越来越多了。”

警察头目口中的“死人如麻”不过吓唬吓唬人,哪里敢真的开枪。见相持许久,协会的人仍难以搞定,他只得央求梁秋水帮他想个办法,好让他对上面有所交代。

梁秋水沉吟了一下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公园开会,那今天必须先把被捕的学生释放。”警察头目听了便向上司打电话,反反复复打了几次后,他终于告诉梁秋水:“长官同意梁先生的办法。”

既然问题已经解决,警察也就散掉了。外交协会的会员们随即整队向天安门进发——说好不在公园开会,也没说不到街上游行。

在新华门前,会员们与刚刚被释放的学生相遇。大家合兵一处,沿路一边高呼“反对巴黎和约”,一边散发传单,至下午四五点钟方散。

五四运动不仅没有就此停步,而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除北京学生继续上街游行示威外,上海、南京等地还实施了大规模的罢工、罢市和抵制日货行动。

1919年6月3日,北京政府被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一周后,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呈,虽然未获批准,但其不堪重压之态已显露无遗。

尽管如此,府院双方仍认定签约为正确选择。徐世昌在递交辞呈的同时,就通电各省主张签约。6月23日,国务院也再次给代表团发电,指示可以签约。

6月28日是和会规定要签约的日子。当天,巴黎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代表团寓所。

就算是留学生们不包围寓所,代表团也未必敢签约。五四运动的消息早已传到巴黎,各处要求拒签的电文更是如雪花般一封接一封。其中外交协会连去三电,第三电的全文赫然为:“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外交协会的电文尚不算最凶最猛,后面喊打喊杀的还有的是。

代表团中除团长陆徵祥有“好好先生”之称外,其他如顾维钧等,都堪称人精中的人精,他们即便专为个人着想,又岂肯背负签约责任,来蹈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之覆辙?

好了,反正现在寓所已被学生包围,想去凡尔赛宫签约也不可能了。大家于是索性哪儿都不去,只向巴黎各报社发去一个正式声明,历述前后原因经过。声明最后说:“中国代表团为正义,为国家,只有不签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判。”

五四运动的汹涌浪潮非但挡住了和会签约,还震垮了内阁。总理钱能训早在5月就一再向徐世昌请辞,但因为国际国内都处于多事之秋,更换内阁不易,所以一直拖到6月,徐世昌才接受其辞呈,派龚心湛暂代。

就在这时,北京政府突然接到中央驻库伦都护使陈毅的报告,说外蒙古已有回归中国之意。

直到清末,外蒙古仍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其北端与俄国贝加尔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国界标牌九十六处。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古独立,其后便一切听命于沙俄。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中国、俄国、外蒙古三方进行了多轮曲折复杂的谈判,最终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协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协约又规定外蒙古对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仍未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两国在外蒙古也都分别驻扎着军队。

从那时候起,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蒙古撤治准备条件。袁世凯为了显示国家威信和实力,还特地从国内挑选人高马大的骑兵作为驻军。这些驻军全部配发黄呢军服和新式武器,军纪也很好,颇受驻地百姓的欢迎。

最大的障碍仍是俄国,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自动为中国消除了这一障碍——原驻外蒙古的沙俄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闹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又因忙于内战而无力兼顾外蒙古。

随着俄国在外蒙古的统治暂时陷入真空,一部分外蒙古王公担心日本乘虚而入,便联系陈毅,表示愿意撤治(撤销自治),重新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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