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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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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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虎难下

人尚未去西北,就已经弄得这么风生水起,免不了遭到反对派的忌恨和各方面的猜疑。民国是个相对开放的时代,英杰们大多脱不开风流二字。徐树铮平生以“醒握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自命,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同时,也从未忘情于声色。他是京城八大胡同的常客,曾经娶过一个妓女,且对之十分宠爱。当了西北筹边使后,又同时娶了两个妓女,只是这两个妓女都不像前一个那么得宠。于是乎,八大胡同就纷纷传说:“徐树铮娶这两个人,不为自己,是为了蒙古王子,他想唱一出昭君和番呢!”

就在徐树铮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之际,外蒙古的撤治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多次谈判,1919年8月4日,王公们在库伦召开大会,与陈毅商定了撤治的两条原则,即“恢复前清旧制”以及由王公总揽政权。

陈毅随后将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龚心湛内阁讨论后,对达成的两条原则无意见,但提出应该走一下程序,也就是先让外蒙古王公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呈请恢复前清旧制,然后再由政府与之具体磋商条件。

接到北京的训令,陈毅却没有照办,只是敷衍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协商的方式谈妥各项条件,否则便不能安心撤治。

外蒙古高层由王公和喇嘛共同构成,但在撤治过程中,陈毅一直是与王公打交道,从未与喇嘛直接接触。自库伦大会起,撤治的商谈过程以及达成的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国及喇嘛都毫不知情。

对于喇嘛,陈毅的想法比较一厢情愿,他是希望让王公去说服喇嘛,再通过喇嘛去说服活佛。王公们答应去对喇嘛进行说服,对于说服的结果,他们提供给陈毅的信息也非常乐观。陈毅信以为真,他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至于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9月26日,他再电北京:“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10月1日,陈毅派秘书黄成垿将与王公磋商好的条件草案送往北京,这就是“外蒙古善后条例”,共六十三条款,也可简称“六十三条”。此时陈毅认为已经大功告成,不愿让徐树铮介入,于是就在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嘱咐他避免见到徐树铮,以免让徐树铮知道此事后分去自己的功劳。

黄成垿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成垿按照陈毅所嘱,尽量避免与之见面。徐树铮是何等样人,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黄成垿来京的消息又岂能躲过他的视线?但因为黄成垿没有主动来联系,暂时也就未予理会。

陈毅没有想到,王公们给他提供的有关疏通喇嘛成功的消息居然全是假消息。就在他派黄成垿进京的同一天,活佛哲布尊丹巴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六十三条”表示明确反对。

陈毅在办理撤治过程中的一大错误,就是先与王公议定条件而非先请撤治,这使得他和王公在事发后骑虎难下,连回旋的余地都失去了。这时,他才想到徐树铮的作用和价值,于是便在黄成垿到京的六七天后,赶紧给徐树铮发去一封电报:“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

陈毅既要徐树铮派兵来库伦助助声势,又不希望他本人涉入撤治事务,这导致黄成垿在见徐树铮时,始终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徐树铮问他到底有什么“秘密要务”,他就掩饰说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要请假去奉天,奉陈毅之命顺道来北京催队伍。

徐树铮一听,便知道其中一定另有玄机,当下也不点破,就笑着把黄成垿打发走了。

陈毅让黄成垿“催队伍”,至少说明事不宜迟,应立即动身。10月23日,徐树铮由北京启程,急赴库伦。

出发前一天,他去谒见徐世昌,谈到自己还没有见过撤治的条件草案。徐世昌马上让他去向国务院秘书厅调卷,这一调来的卷宗正是陈毅派黄成垿送来的“六十三条”,上面还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在徐世昌的允许下,徐树铮得以携带此卷北行。

在决定自己入蒙的同时,徐树铮命令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由宣化徒步前往多伦,然后再在那里乘汽车前往库伦——自出任西北筹边使以来,他就未雨绸缪,购买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与之相应,西北军里校、尉一级军官都有一个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技能要求,即必须学会开汽车、火车以及掌握车辆调度等知识。

在那个时代,80辆大型卡车是个惊人的数字,让军官普遍学会开车也殊为少见,由此亦可见徐氏的远见卓识和非同凡响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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