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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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若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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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若神明

红城军营乃袁世凯当政时下令修建的驻军区域。这座军营规模很大,能够容得下足足五个师。徐树铮只带来了一个旅,虽然西北军混成旅的编制名额比一般部队要多,但也只有八千多人,无法住满营房。徐树铮的设计是,每个连应入住容纳一个团的营房,即便营房内人不多,但营房门口必须布满哨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

外蒙古人不知真相,看到后以为每座营房都住满了人。这样粗略估计下来,进入库伦的西北军至少不下五万人,与进城时的气派完全对应。

此时日本驻兵的缴械事件已经传遍全城,令一般外蒙古人对徐树铮更是奉若神明。

外蒙古人其实并不好骗,徐树铮抵达库伦后,就发现他们的性格中有多疑的一面。这让徐树铮想到,如果今后在谈判交涉时使用翻译,不但会失去原意,还很容易导致误会。为此,他在到库伦的第三天就请来一名蒙古语翻译,向对方学习蒙古语。他还特地关照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

徐树铮在京时就对蒙古语有所留意,加上他天资极高,所以仅花了两周时间“恶补”,就已经能大致掌握蒙古语。后来与外蒙古高层的谈判交涉,他都是自己说蒙古语,而不用翻译。

除了学说蒙古语外,徐树铮还对外蒙古高层的情况做了详细了解。

外蒙古有自己独特的官僚政治体制,其高层分为两派,其中王公称为黑派,喇嘛称为格鲁派。在前清时,外蒙古实行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格鲁派喇嘛管教,各有所司。自宣布独立起,活佛哲布尊丹巴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哲布尊丹巴信赖喇嘛,于是在沙俄的支持下,格鲁派喇嘛便得以全面把持政权,黑派王公则受到了排斥。

概而言之,王公一派提出撤治,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归附中央,而是想趁着俄国内乱,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摧毁喇嘛秉政的政治法律依据,以夺回他们手中失去的权力。

在掌握这些内幕后,徐树铮认为陈毅抛开喇嘛,只以王公为唯一交涉对象的做法是不对的。道理很简单,撤治是王公的一致意愿,没必要再做什么工作,现在的阻力全部来自喇嘛,他们为了维护既得权位,对王公所提出的撤治倡议必然抱有本能的敌意。

格鲁派喇嘛不可忽视,除了他们实际把持政权外,还在于宗教对于外蒙古的政治和世俗生活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这里,即便是王公,若不借宗教之力,也“不能行其权”。

徐树铮得出结论,外蒙古撤治之关键不在王公,而在喇嘛。他明确表示:“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一流人物,未可过于抛荒。”

接着,徐树铮又发现,陈毅自鸣得意的“六十三条”也存在很大问题。

陈毅非常希望达成撤治,以建成不世之功,但他却不知道要巧妙地利用王公与喇嘛之间的矛盾,以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古主权的目的,而只是很呆板地和王公代表商讨办法,结果导致“六十三条”简直就是他在帮蒙古王公向北京政府“争取”自治,而不是“撤销”自治。

在前往库伦的路途中,徐树铮一路上对“六十三条”进行研究,已经弄清了其中的利弊所在。一到库伦,他就找陈毅商量此事,但陈毅把徐树铮招来库伦,不过是想借重一下西北军的声威,其实根本不想让徐树铮插手自己一手经营的撤治交涉。

自此以后,只要徐树铮一谈到与撤治有关的事,陈毅就刻意回避,其态度和黄成垿类似。另一方面,他又继续钻牛角尖,在哲布尊丹巴已经公开表明反对意见后,索性和王公们抛开喇嘛、活佛,单独实施撤治行动。10月底,王公具名递送了一件请求撤治的呈文,由陈毅电达北京。

在格鲁派喇嘛看来,王公们一意孤行地向北京递送撤治呈文,无异于在自治政府内部发动政变,他们岂能容忍。于是,格鲁派的态度变得比黑派还要强硬,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又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前往北京,送来他致徐世昌的第二封亲笔信,继续表态不承认“六十三条”。嘉亨尊莅京后,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还“意欲请美使援助”。俄、法等国闻讯后,也闻风而动,分别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方提出了问讯。

此时靳云鹏已继龚心湛组阁。意识到外蒙古局势不断恶化,徐树铮直接致电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十三条”有“七不可”,若完全依据该条例行事,即便撤治成功,外蒙古也将由王公总揽政权,中央无法行使完全主权,撤治云云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他同时要求待他召集筹边会议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策略。

徐树铮不上书还好,这一上书,事情却变得更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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