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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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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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容

靳云鹏、徐树铮同为段祺瑞的幕僚出身,也是段幕中被公认为最有才能,同时也最受段祺瑞赏识的两个人。靳云鹏虽然天资不如徐树铮,但做事特别勤奋卖力,加之出道较早,名位一直在徐树铮之上,所以被新闻界封为段幕四大金刚第一名(另三人依次为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

靳、徐之间一向都互不买账。在靳云鹏看来,自己从小兵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像徐树铮原先一天兵都没当过,只是因为留洋回来就做了军官。同时,他在徐树铮之前就受到了段祺瑞的提携,因此理所当然地视徐为后生晚辈。

徐树铮则以能文能武自豪,认为靳云鹏出身行伍,虽然说不上是目不识丁,但也只不过粗通文字而已。他内心里看不起靳云鹏,也根本没有靳云鹏所期望的那种对“前辈”的敬畏感,平时有了分歧便照吵不误,不肯给对方留一丝情面。

段祺瑞固然对徐、靳都很赏识,但如果一定要他从中选一个最欣赏最亲近的,无疑仍是徐树铮。

与靳云鹏和段祺瑞的关系在师友之间不同,徐树铮是段祺瑞真正的嫡系门生。朋友虽近,总不如学生可靠。更重要的是,徐树铮只忠于段祺瑞,政治关系较简单,靳云鹏却关系复杂,他和冯国璋做过同学同事,和曹锟是把兄弟,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也就是说,几乎和所有的当朝权势人物都有瓜葛。因此,段祺瑞对靳云鹏就不可能做到完全信赖,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中,也不免有偏徐而抑靳的趋向。

靳云鹏的功利心和虚荣心都很强。段祺瑞的这一态度毫无疑问对他造成了很大刺激,使其更加由妒生恨。

早在讨伐张勋期间,段祺瑞将幕僚人员做了一个分工,让靳云鹏在天津负责策划,徐树铮、曾毓隽到外省进行联络。徐树铮因为有事来津找段祺瑞商量,正好段祺瑞不在,徐树铮没进屋就离开了。

靳云鹏知道后,以为徐树铮是来找自己碴儿或到段祺瑞面前告自己状的,于是马上跑到办公室门外,对着徐树铮的背影怒目而视,并且用山东土话大骂道:“徐树铮你奶奶个腿儿,你鬼鬼祟祟地干什么?你来查谁呀!你管得着吗?婊子的儿,整天价不干人事,出坏主意,你是人做的吗?王八蛋!”

徐树铮不屑与之对骂,便假装没听见他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加快脚步离开了。

早在段祺瑞做国务总理时,徐、靳的矛盾就已由暗斗走向表面化,靳云鹏常常被气得请假不来办公。段祺瑞知道后,便授意吴光新、曲同丰等人进行调解,但二人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之后段祺瑞改变方法,转派靳云鹏代表他出外做联络工作,一方面利用靳云鹏各方面关系较广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希望借此减少靳、徐之间的摩擦。

可是这样一来,靳云鹏却认为段祺瑞是有意对他疏远,反而对徐树铮更加怀恨在心。

徐、靳虽然一开始就不和,但争斗还不算激烈,围绕着究竟该由谁来出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双方才逐渐变得水火不容。

靳云鹏是督办处督练,徐树铮是督办处参谋长,按照这个职位设置,靳在徐之上,有统辖边防军的权力,他似乎更有理由出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可是在段派嫡系军人这个圈子里,多数人都认为靳云鹏人品卑鄙,很看不起他,就是边防军的三个师长,也都跟他不对付,尤以第一师师长曲同丰为甚。

辛亥革命前,靳云鹏在昆明任第十九镇总参议。十九镇统制是钟麟同,靳云鹏与之不睦,曾陷害过钟麟同。当时曲同丰也在十九镇任协统,和钟麟同关系很深。因为这段过节儿,他每谈及靳云鹏便咬牙切齿。

靳云鹏是三个师长的直接领导人,后者距离段祺瑞还隔着一层。可是师长们的心目中都只有段祺瑞,并不把靳云鹏放在眼里,有些事情甚至还会直接去向段祺瑞请示。这样靳云鹏就被悬在中间,成了一块挂名的招牌。

靳名位较高但难得众心,徐能够服众却职务不够,双方各有优势短长,又互不相让,令段祺瑞一时也难以决断,西北边防军总司令一职也就只好长久地空缺在那里。直至徐世昌用徐树铮为西北边防军总司令、靳云鹏为国务总理,这桩悬案才算了结。

靳云鹏与徐树铮有宿怨,不愿看到对方建功,所以尽管外交部也支持徐树铮对“六十三条”的看法,但他仍给徐树铮泼去了一盆冷水。

徐树铮主张不应按王公要求撤治,靳云鹏就说内阁已经如此决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他还直接否决了开会进行研究的提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古撤销自治案,已经交给陈毅专办,不必他人越俎代庖。

徐树铮对靳云鹏的指示置若罔闻,他致电国务院:“撤治但求成功,何分畛域?”

以徐树铮的性格,只要他认为做得对而且能做好的事,必然一往无前,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更别说靳云鹏的指示了。在给徐世昌的另一封电文中,他声明自己从抵达库伦之日起,没有做错过任何一件事,“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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