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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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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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心病

外蒙古的贸易主要掌握在山西人手里。晋商很善于做生意,他们常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古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容许他们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先买去,只规定在一个时间段必须归还。蒙古人因为不用现款即可拿到所喜欢的东西,于是就放开量地买,需要的买,不需要的也买,晋商因此在外蒙古生意鼎盛。

蒙古人不用货币,都是实物交易,晋商就趁机以此蒙骗他们。比如,价格议定是100头羊,到年底偿还时,晋商就牵走140头羊。蒙古人不解,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晋商回答说:“羊要生小羊啊!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

这话当然是极不合理的,难道100头羊不需要喂养?而且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也实在太黑了一点。

蒙古人虽然多疑,可是本质非常老实,听了晋商的话还觉得挺有道理,就任他们牵走了140头羊。

徐树铮认为这样欺负蒙古人不行,他一面要求蒙古人不得赊欠,以免今后背负重利;一面勒令晋商等从内地来的商人诚实经营,即便蒙古人有赊欠的情况,也不许到付账时索取额外的羊。

徐树铮同时注重改善外蒙古当地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他设立边蒙银行,发行以骆驼队为图案的钞票,又从德国聘来一位教授进行调查,拟定了逐步开发外蒙古地下资源的计划。

外蒙古市场上原来几乎没有蔬菜。发现这个问题后,徐树铮便在可以种蔬菜的地方引种天津大白菜。两年以后,大白菜即成了当地的大众食品。

徐树铮本来还有一个规模更大、更能保证外蒙古长治久安的计划,这就是移民塞边。

至1920年,西北军已扩充至五个混成旅(新成立的第五混成旅只有一团新兵,实际仍为四个混成旅)。按照徐树铮的设想,五个混成旅将分别驻守外蒙古的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又分为五个道尹驻在区,以混成旅旅长兼道尹。道尹以下再设县,每县驻一个营,营长兼县长。

至于士兵,他不仅将分给每人一份土地,还会从内地挑选适龄女子,送至外蒙古与士兵结婚,从而使得西北军的士兵逐渐成为当地的居民。

移民塞边的计划听起来不错,但需要一定的经济物质作为保障。外蒙古地方贫瘠,西北军若整军常驻于此,仅饷械一项就难以筹措。先前徐树铮之所以要求统辖西北各省,就是想解决这一问题。

如何生财成了徐树铮的一块心病,他只好仍回北京打主意。这次,段祺瑞把靳云鹏和徐树铮一同找来,对西北军的军饷、驻地问题进行会商。段祺瑞本来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很快就被徐树铮说服,表示赞同按徐树铮的计划行事。于是徐树铮就按边防督办的名义,照计划拟了一份文件,交给靳云鹏批阅。

靳云鹏说容我考虑考虑,就把文件留下了,之后再无回音。

徐树铮很不痛快,就又去找总统徐世昌。徐世昌是清末时的老官僚,在宦海浮沉多年,早就掌握了一套被人叫作“琉璃球”的办法,也就是遇到不想办的事时,就给你来个模棱两可,不着边际。

徐树铮固然才气高、能力强,可同时也具有恃才傲物,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性格特点。见徐世昌也对他如此敷衍,一生气便脱口而出:“当年不是树铮多事,到处奔走,总统今天还在辉县(徐世昌的隐居地)享清福呢,何至为国事操心,这样大的年纪,还要着这份儿急!”

徐世昌听出徐树铮在拿话讽刺他,不由面红耳赤,忙期期艾艾地解释道:“这是边防军的事,不是西北边防军的事(意指徐树铮越俎代庖,使用了段祺瑞的职权)。你这样把持,要把翼卿(靳云鹏的字)搁在哪儿呀?”

“段爷那里已经说好了,没有问题,我可以完全负责。”徐树铮一顶上了牛便不肯再退下来,“总理和陆军部有点故意留难,我才来麻烦总统。如果都不负责,将来还怎么办事呢?”

见徐树铮抬出“段爷”,徐世昌拉下了脸:“你找督办说去吧。”

徐树铮闻言一跺脚:“也好,反正势在必行。总统和总理既然对国家大事不敢负责,难怪国会方面辄有烦言了。”

众所周知,徐树铮对“安福国会”的操纵能力,因此这句话在徐世昌听来分外刺耳,那意思分明就是在说,我小徐能把你老徐扶上台,就有本事把你赶下台。

徐世昌尽管很有涵养,但徐树铮一走,还是忍不住大发脾气,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树铮也太目中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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