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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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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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君侧

靳云鹏的“拳头”就是尚远在湖南的吴佩孚。在靳云鹏的暗中鼓动和指使下,吴佩孚接受了西南方面六十万元的运动费,随后便以“前方经济困穷,官兵苦不堪言”为由,一再致电北京政府,请求撤防北归。

吴部如果一撤,湘南空虚,南军必然乘虚而入。同时在吴部撤至北方后,直系兵力猛增,对京师也是一个威胁。皖系的西北军当时主要布防于北方,并无多余兵力接替湖南前线。作为暂时缓和之计,有人建议干脆改西北军为京师警备队,仍由靳云鹏指挥,归陆军部直辖,徐树铮则率其中的两旅南下援湘。

这一建议马上遭到曹锟、吴佩孚的反对,徐世昌、靳云鹏便以也此为由,对建议不予采纳。

段祺瑞起先想要用拖的办法来阻止吴部北上,后来见拖不下去,又计划撤换动摇于直皖两系之间的河南督军赵倜,改派吴光新继任,并令吴光新部移师河南。

河南居南北要冲,京汉线纵贯其间,乃吴佩孚所部北返的必经之所。如果段祺瑞的这一计划能够实现,就可以成功阻止吴部北返。

徐世昌、靳云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期待吴佩孚北上“勤王”,自然不能同意段祺瑞的做法。徐世昌首先拒绝罢免赵倜,声称:“罢赵用吴,激起反动,我决不为。”靳云鹏也采取消极抵制态度,说:“赵周人(时任河南督军赵倜,字周人)在河南干得好好的,我怎么能够无缘无故换掉他呢?”

由于段祺瑞事先已跟靳云鹏打过招呼,所以靳云鹏的这一态度大出段派意料,一些段祺瑞的部下便公开讲,靳云鹏已经背叛了段督办(段祺瑞)。

在徐、靳的坚持下,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同意将河南易督一事推迟办理,而这一事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反而将赵倜逼上了梁山——这位豫督本来还想在直皖两系之间左右逢源,现在见段祺瑞要撤他又没撤得掉,遂马上改变中立态度,通电“保境自存”,实际倒向了直系一边。

见吴佩孚执意北返,赵倜又要大开绿灯,段祺瑞急了,他干脆直接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要求曹锟阻止吴部撤防,同时又以陆军部的名义对吴佩孚下达命令:在中央未有明令之前,不得擅自行动。

曹锟、吴佩孚在已得到徐、靳鼓励和默许的前提下,选择了对任何北京政府命令都置之不理。经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及其曹锟本人安排,平汉铁路的火车几乎全部被集中起来,专门用于运送吴部北上。

看到吴佩孚撤离湖南,张敬尧开始还松了口气,以为再无人跟他抢湘督这把交椅了。孰料吴部前脚一走,湘军后脚就杀了过来。

张敬尧其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相当于皖系里面的一颗老鼠屎。他的部队军纪极坏,督湘期间,不仅个人巧取豪夺,兄弟姐妹也横行霸道,湘民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湘军虽然仅有一万余人,三千余杆子弹奇缺的旧枪,但在当地百姓的支援下,照样将号称“十万大军”的张部打得落花流水。

张敬尧急忙向北京告急,然而徐世昌在抛给他一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便听任其被南军所痛击。到张敬尧兵败退入鄂境,他却又板起脸来,下令将张敬尧撤职查办,张部残余也被鄂督王占元或改编节制,或缴械遣返。

张敬尧虽然治军无方、名声很臭,但话又说回来,在皖系之中,他也已经算是一员骁将了。他的垮台及所部被解决,使皖系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有人甚至认为,直系北返及张敬尧被逐,“实为直皖战争的起点”。

吴佩孚在率部到达北方后,即将部队分别进驻于郑州至保定一线的各军事要地。接着,在接见记者时,他又进一步挑明了北上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要“清君侧”,“远小人”:打倒徐树铮,推倒“安福系”。

段祺瑞当时还没考虑到直皖战争那么远,但张敬尧痛失三湘,已经验证了他先前关于南军将会乘机长驱直入的担忧,他对吴佩孚不听命令、擅自撤离湘境北返感到异常愤慨,而吴佩孚所谓的“清君侧”、“远小人”,则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他对曾毓隽说:“徐树铮并未见任何发端或举动,而吴佩孚自由行动,政府不加惩戒,如是还有黑白之分吗?”

段祺瑞极力促请徐世昌、靳云鹏下令,要求将曹锟、吴佩孚予以革职拿问,并提出如果继续置之不理,听任这二人违法乱纪,政府将不成其为政府,威信必然扫地以尽。

要是以前听到这些话,徐世昌可能还不得不嗯嗯啊啊地应付,如今可不同了,“勤王之师”就在眼前,还怕你老段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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