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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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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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的办法

外界对段祺瑞不善用将的批评,并非仅从直皖战争开始,南北战争时的傅良佐、张敬尧、吴光新都可以说是很失败的例子。

与傅、张相比,吴光新要强上一些。他的学识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文武全才,但为人脾气古怪,对部下高高在上,同时还不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带领军队其实是不太适宜的。段祺瑞将他用在南方战场上也始终没有成功过,皖系多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有一次,陕督陈树藩就趁着打牌的机会脱口而出:“老师(指段祺瑞,陈树藩曾是他的学生)一生许多事都误于吴三爷(即指吴光新)。”段祺瑞便说:“小学生又在乱说,小学生又在乱说。”段祺瑞用笑话来解嘲,一方面是承认吴光新不免让自己失望,但另一方面也有袒护和不肯认错的意味。

随着张敬尧早早折戟,皖系在南方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下了吴光新。吴光新时任长江警备总司令,辖有第二十师及暂编一师,约一万多人。随着直皖战起,吴部可随时出兵河南,攻袭直军后路。直系方面于是由鄂督王占元出面,邀请吴光新到武昌赴宴。

环境已经如此复杂微妙,这宴岂是好赴的?吴光新的一些亲信部下极力劝吴光新不要去,恐有意外,吴光新却骄傲自大,不但不听,反而责备他们过于胆小。

第二天,王占元又来电话催请。“胆大”的吴光新带着随从和马弁乘着“楚材舰”过江登岸,上岸后转乘马车直入王占元的官署,随后便被王占元扣个正着。时人讽之:“方为座上客,即做阶下囚。”

以扣押人质的办法来擒贼先擒王,本是徐树铮向段祺瑞所献之计,老段没有用,结果别人倒先用了。吴光新被扣之后,其部投鼠忌器,均不敢轻举妄动,王占元则趁机派各师旅分途急进,采取分别包围和解决的办法,将吴光新所部或缴械解散,或接收改编。

战事进行到此,皖军虽然在西路和南方都落得了个大败的结局,但直军还远不能说已经完全奠定胜局,因为在其他方面,胜的不是直奉军而是皖军——

徐树铮所指挥的东路部队已进入追击阶段,所部距天津仅三十里;边防军第三师在与直军接触后,节节胜利,距保定已不足百里;山东方面的边防军第二师已前进至河北省境内,自此以北,直军只有旧巡防军一旅,可以说是毫无战斗力。

即便是西路,也不是没有办法转败为胜。比如第一师除师长曲同丰及师部被俘外,全师的人员武器均未受到多大损失,可以说是全师而退。第十五师损失较大一些,但该师本来也没有对皖军作战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何况魏宗瀚的第九师还尚未投入,完全可以弥补第十五师的战损。

就当时的全面战事来说,皖军不仅没有失败,而且极占优势。如果段祺瑞能够迅速赶到前方,对西路败退部队进行督促整理,必能军威复振,反败为胜不是没有可能。

实际上,皖军的情况使得他们比直军更适宜于持久战。战前安福系为皖军讨伐直军提供了大笔军费,仅在团河会议上,就筹集了五六千万元。战争结束后,直军缴获到的皖军给养之多,令他们也感到无比吃惊:麻袋装着现洋,每五万块一麻袋,不计其数;五十多门各种大炮堆放在地上,炮衣都还没有取下;步枪子弹遍地都是,谁也不知道确切数字。

战争才打了几天而已,如果打它几个月甚至半年,皖军就算熬,也能把直军给熬垮掉。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段祺瑞还愿意把战争继续下去。

段祺瑞军人出身,政治上主张武力统一,然而他基本的思想基础却是儒、佛观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事物的标准。从这一角度出发,段祺瑞一向都认为,北洋军无论直皖,都是一家人,是他这个北洋领袖的部下学生,伤了谁都痛心。他“讨伐”直系也是被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只是除去曹、吴这两个北洋的“害群之马”。

直皖战争爆发前,有人曾主张派飞机去保定轰炸曹锟居住地及其他重地。段祺瑞坚决不同意,说不服从中央命令的,只有曹、吴二人,不能殃及无辜。

段祺瑞发起直皖战争,要的是速胜,这样才有可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将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事与愿违。现在倘若他不想速败,就要抱着不惜玉石俱焚的决心与直军死磕,而这又与他最初的愿望和想法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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