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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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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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祸首

1920年7月21日,直奉两军开入北京城,入城的头一件事便是对安福系成员悬赏缉拿。当天下午,段公馆遭到包围,段祺瑞的卫队被缴械遣散,仅留下二十名看门管事的家人。段祺瑞一时羞愤莫名,拔出手枪就要自杀,幸被家人夺下手枪,才未自杀成功。

此后,段祺瑞不逃不走,坐在家里静候直奉两军对他的处置,而且从早到晚一言不发,无论谁跟他说话,均以摇头作答。

7月下旬,徐世昌先是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的处分令,接着批准免去了段祺瑞边防督办等本兼各职。段祺瑞对此早有心理准备,让他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徐世昌还发布了“安福系十祸首通缉令”,下令对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等十人予以惩办和通缉。这是让段祺瑞感到非常难堪的一件事,也意味着徐世昌完全背弃了他在战争结束前对段的承诺。

次年姜桂题去世,尽管这老爷子曾站在徐世昌一边给过段祺瑞难堪,但段祺瑞仍以老友身份前去吊丧。在乘车去姜宅的途中,他忽然长叹一声,对同车的曾毓隽感慨地说:“姜桂题死了,我应当去挥泪哭老友。可是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如果万一有这么一天,我恐怕没有眼泪哭他。”后来有一次,他更对人说道:“菊人的人品实不足道,他要是死了,我连挽联都不会送!”

段祺瑞过去很少开口讲感情色彩如此浓厚的话,即便在与冯国璋闹矛盾时也是如此,足见他对徐世昌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有多么痛心疾首。

“十祸首通缉令”发布的当天,北京城内的军警、便衣就倾巢出动,在各城门、要道以及东交民巷的出入口设置岗哨,十个人的相片则贴得到处都是,相片旁边还规定了多少不等,多至三万、少则三千的拿获赏格。徐树铮排在“十祸首”的第一名,赏格也是最高的,一旦拿获到案,即赏大洋三万元,徐世昌、靳云鹏及直奉系对他的仇视,可见一斑。

在通缉令发布之前,事先得到风声的这十个人就已逃遁,其中除一人进入华俄道胜银行外,其余均向日本公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并先后被送进了日本公使馆护卫队兵营。他们都曾是政府要员,手头不缺钱,进入日本兵营后,物质生活上并不差,曾毓隽和段芝贵还每人花三千元钱,在兵营里盖了一座楼房,段芝贵住楼上,曾毓隽住楼下。

唯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入。在他们进入日本兵营后,北京外交部即向日本公使馆交涉引渡。日本公使馆拒绝引渡,但在照会中答应将断绝“祸首”的对外交往及一切政治活动。

“祸首”都是搞政治的,对一个政客而言,没有什么比限制从事政治活动更让他们难受的了。徐树铮首先表现出强烈不满,认为这种在太阳旗下避难的生活将可能遥遥无期,形同软禁一般,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日本的民族特性之一是崇拜强者,哪怕这个强者曾是他们的对手,或战胜过他们。徐树铮曾在“莫负荒沙万里行”的过程中,将驻库伦的日军逐出库伦,可很多日本人恰恰对他的才干和学问非常仰慕。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军需部门有一个叫小野寺的尉官就是如此,他与“祸首”中的一个人认识,从这个人口中知道徐树铮有出逃的意图,便马上让对方将他引荐给徐树铮,并自愿全力相助。

在研究出逃计划时,徐树铮曾问曾毓隽:“你看这样办稳当吗?”曾毓隽老实回答:有些冒险——谁都知道徐树铮与北京现政府和直奉结怨之深,如果被抓到,别人尚可活命,他绝难幸免。

徐树铮想了想说:“我们避居日本兵营,终非长久之计。过分的冒险固然不可,但为了家国事,一点不肯冒险也是不行的。我决定拼它一下!”

按照计划,徐树铮藏入了一只大号柳条行李箱。小野寺在这只事先买好的行李箱里垫了靠垫被褥,又在箱子上凿了许多气孔,上面用毛笔写一行大字“大日本帝国陆军用品”,借以掩饰。

小野寺利用日本兵夜间换防的机会,带着这只“随身行李”,在当天夜间离开东交民巷,上了前往天津的列车。当时中国政府对外国人来往车站的行李是无权检查的,小野寺因此一路畅通无阻。

徐树铮在途中吃了不少苦头,前后几个小时蜷曲在箱子里,手脚都麻木了。到天津时,他自己爬不出来,得好几个人把他搀扶出来,又替他按摩揉捏了半天,才得以行动自如。

小野寺将徐树铮偷运出兵营是他自己的行为,事前并未得到上级同意,为此他被调回国内,并受到革职处分。第二天,日本使馆被迫以照会的方式,将徐树铮已经逃亡的事实通知了中国政府。

徐树铮是第一个逃离日本兵营的,其逃离过程也最为惊险和曲折。以后随着政局发生变化,其他人也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或上海的租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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