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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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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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直皖战争结束后,接下来基本就是一个直奉为刀俎、皖系为鱼肉的过程。皖系军队全部遭到改编或缴械遣散,无一幸免——“边防军一个也不能留”其实就是吴佩孚自己的心声,他在战争中已经看到了边防军的潜力,又怎么可能再听任这样一支军队存在下去?

西北边防军因为徐树铮的关系,更被直奉认为势必除之。徐世昌下令撤销西北筹边使官制及西北边防军,至此,西北军在编制上寿终正寝,其存在时间仅仅只有一年零七个月。张作霖本来还想把被徐树铮“挖”去的那两个旅要回去,但两旅坚持“愿再战不愿缴械,愿改编不愿归奉军”。张作霖见状,便将枪支收走,人员一律遣返原籍。

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系徐树铮当初带到外蒙古去的驻军。该旅留在国内的部分率先被缴械遣散,只有在外蒙古的主力被暂时保留。在徐树铮失势之后,原库伦都护使陈毅已重回外蒙古掌权,此人认为徐树铮抢了他在外蒙古撤治上的功劳,对徐树铮及其西北军一直抱有妒恨之意,这时便落井下石,上书北京政府,要求将第三混成旅“调回内地遣散,以去疑窦”。

北京政府不是不想调第三旅,奈何外蒙古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白俄军队趁中原动荡、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欲谋夺库伦。发现库伦战事迫在眉睫,北京政府只得对第三旅暂缓内调,将其改为陆军第二十五混成旅,直属陆军部。

这支塞外孤军遭到了白俄军队的大举进攻。旅长褚其祥连电北京告急,并派参谋长及库伦中国商会会长赴京求援。可是求援人员刚刚到京,库伦就已经失守。在白俄的胁迫下,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再次宣布“独立”。

退出库伦的第三旅分途退向祖国,其中退往张家口的全部因冻饿死于途中,褚其祥所率另外一部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次年,他与几个中级军官由苏军押送,经海参崴遣返回国。在此之前,苏联红军已击破白俄军队,占领库伦,并在库伦成立了由苏联扶持的“蒙古人民政府”。

在徐树铮二返外蒙古途中所作的那首七律上,有一句这样写道:“中原鼎沸谁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相隔徐树铮和西北军出塞仅仅两年,他们做出的努力、建下的功业,就被“中原鼎沸”给覆盖得无影无踪了。

就在褚其祥旅折戟沉沙的那一年,原被派往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干涉”的“中国支队”也撤回了国内。那时他们所属的陆军第九师已被直系改编,师长也换了人。这支同样曾经立声名于外的功勋部队一样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只得在他们所暂驻的吉林牡丹江“就地落草”,接受吉林督军的改编。

往前推一年,1920年春,那时直皖战争尚未爆发。服务于“一战”的“威海卫华工营”准备启程回国,许多华工前去向那位出生于北京西郊海淀,如今已定居于法国的女子辞行。大家问她想不想回中国,女子说:“怎么不想?做梦也在想!不过一年多来,我向许多同胞问了国内的情况,倒使我迟疑起来。祖国太乱了,人民太苦了,简直是一个公共的殖民地。以后再看吧!”

临别时,女子的眼眶里全是泪水,她一边哭,一边拉着同胞的手说:“我多么盼望祖国统一、独立和富强啊!”

这个希望转瞬就成了泡影。回国后的华工也有很多人被迫卷入直皖战争,他们没有死于“一战”,却死在了内战之中。那位在华工营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华工朋友和他通了几次信,但直皖战争后去信几次都无回信,可知一定是已经战死了。

中国嗜于内斗的“传统”,仿佛再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它骨子里的无可救药!

内斗就像一个在屋内开设的大赌场。在直皖战争的这一局里,皖系是个大输家,“十祸首通缉令”中的十个人都是输家中的一员。照理说,通缉名单上的人应该是最惨的,但实际上不是。傅良佐因为投靠徐世昌、靳云鹏,并替徐世昌劝说段祺瑞通电下野的“功劳”,而受到庇护,没有被通缉。他认为自己不会有什么事,不料曹、吴却不想饶过他,不久他就被直军给逮捕了。

这个倒霉劲儿!早知如此,还不如跑日本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了。傅良佐被抓后,家人行贿二十万元,对方仍不肯放人,令傅良佐又气又恨。过了一年多,郁郁寡欢的傅良佐患了精神病,这才得以保外就医,但回家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原段幕人员中,只有靳云鹏算得上是赢家。直皖战争结束后,他成了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大红人,1920年8月,他再度组阁,风风光光地做了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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