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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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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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品

到天津之后,段祺瑞生活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开始每日吃斋念佛。在他看来,这是对过去自己作为军人,动刀子指挥杀人的一种反省。

为此,段祺瑞还专门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每天早晨起来就焚香诵经,作为照例的功课,以后这种习惯始终没有改变。吃素也是这样,他晚年因夏天贪吃西瓜而闹肚子,最后又发展为胃溃疡,病情持续加重。他的侄子和医生都希望能开荤,以便增加营养、增强体质。段祺瑞誓言:“人可死,荤绝不能开!”未几,果不治身亡。

虽然吃斋念佛,但像老段这种吃了一辈子政治饭的人,要完全做到四大皆空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他自己看破红尘,以徐树铮、曾毓隽等人为首的学生、旧部们也不让。

这些学生、旧部有时会来天津看望段祺瑞,他们常说现在国内遍地烽火,生灵涂炭,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日要收拾这盘残棋,让老百姓过个太平日子,还得老师东山再起不可。

每逢听到这样的话,段祺瑞虽然嘴上不会说什么,但他那严肃的脸上总是多少会露出一丝笑容,显然这些话他还是很听得进去的。

就当时国内的形势而言,段祺瑞的学生、旧部们并没有夸大其词。内战的祸根仍然出在军人直接用武力干政之上,事情还得从直皖战争结束时的“分赃”说起。在直皖战争中,奉军参战兵力不多,出的力也很少,但他们却机缘巧合,得以接收了大批皖军军械,“西北军新购之器械,大多数为奉所得”,这自然令直系感到眼红和心理不平衡。接着划分地盘,直系得到了鄂豫陕赣皖五省地盘,而奉系只拿到一个较为贫瘠的热河,于是奉系又不忿起来。

“分赃”主要由曹锟约张作霖密谈。最初吴佩孚也在座,他一向喜欢说话,一战而胜皖系之后更是扬扬得意、高谈阔论。张作霖非常厌恶他,便冷冷地对曹锟说:“三哥,今天这个会,是咱们两个人的会,别人不能参加。如果说师长也能参加,我们奉军也有几个师长呢!”

吴佩孚听后脸色大变,一句话没说就气愤地走了出去。事后他对自己的幕僚说:“他张胡子不要觉得自己不错,赶明儿叫他认识认识我这个师长!我不打到沈阳,决不姓吴!”

直奉相争,首先被拖出来开刀的牺牲品却是靳云鹏内阁。段祺瑞离京之前对靳云鹏说的“没有我,你能站得住吗”,那可绝不是气话,而是大实话——靳云鹏始终没有搞清楚,一手把他培养起来的段祺瑞对他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事实是,段祺瑞一失败,靳云鹏对于直奉乃至徐世昌来说就失去了重要性,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就可有可无了。

组阁不久,靳云鹏就被一度逢迎他的直奉夹在了中间,和徐世昌也有了矛盾,整个人如履薄冰,其处境之难远甚于直皖战前。

靳云鹏内阁中直系势力较盛,内务、交通、财政三总长均为直系阁员。在他们的推动下,国务院通过了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的决定。张作霖一直对吴佩孚表示轻蔑和不屑,这一任命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不久,他便亲自来京,指责直系阁员不配留在内阁之中,并且要求内阁改组。在他和徐世昌的夹击之下,靳云鹏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靳云鹏自此再未有机会重返政坛。若干年后,段祺瑞在上海病逝,灵柩运回北京安葬,靳云鹏也到浦口迎灵。在专车上,大家鄙视靳云鹏过去背叛了段祺瑞,全车没有一个人和他讲话,甚至卧铺都没为他安排。靳云鹏自感无趣,便临时下了车,自己重新买票换车返京。

赶走靳云鹏后,根据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又授命梁士诒组成了新内阁。梁士诒是旧交通系的首领,而新旧交通系原先都是皖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内阁一成立,即对直皖战后被通缉的皖系成员予以赦免,同时在军饷分配上,采取了厚奉而薄直的政策。

梁内阁此举又大大惹恼了吴佩孚。正好梁内阁当时应允日本公使,同意向日本借款以赎回胶济铁路,吴佩孚便利用民情,以这件事为靶子,对梁士诒进行猛烈攻击,称他是中国当代的李完用(朝鲜亲日派首脑,被作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张邦昌。

梁士诒自然要为自己的行动辩解,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电报战。其间,各省的直系督军们也纷纷通电传檄,为吴佩孚摇旗呐喊。张作霖既为梁内阁的推荐和支持者,也只得出面为梁辩护,指责吴佩孚只会唱高调、说大话,对梁内阁“不加谅解,肆意讥弹”,“不问是非,辄加攻击”。

吴佩孚本就看张作霖不顺眼,手痒痒得想要揍他,张作霖自投罗网,被他一把揪住,其通电宣称:“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杀尽,以除国贼。”

未几,梁士诒被迫宣布请假,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总理。张作霖脸面大失,一边表示“万万不能使自己所拥护之人被斥去位”,一边以“捍护京畿,拥护梁阁”为口号,拥兵入关,讨伐直系。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战前,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些人还以为奉军兵强马壮,剽悍善战,若对直系战而胜之,不啻为一张新的护身符,可是没想到奉军只是徒有其表,很快就被吴佩孚打得一败涂地,败出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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