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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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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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残酷的

有章士钊所做的前期设计和铺垫,乍看起来,临时执政似乎已经具有了可以不受任何方面掣肘的大权,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大干一番。段祺瑞也曾雄心勃勃地对幕僚们表示,自己将对政府做“根本改革”:政府用人将重才而不重党阀派系,外交取独立态度,财政要治本,不借外债。总之,就是要使国内实现不分派系的大统一,国际上则不再依赖于任何列强。

然而设想是美好的,现实却是残酷的。经历直皖战争和江浙战争,皖系的军事实力已丧失殆尽,“最后的堡垒”卢永祥也成了无兵无勇之人,段祺瑞所能依恃的仅为一批文人政客和官员,可以说是“手无寸铁”。

没有本系实力作为后盾,就算是有再精妙的制度设计,也无法按个人意志行使权力。最早让段祺瑞体会到这一点的,是对章士钊的任用。作为段幕现阶段的首席幕僚,章士钊在天津时即为段祺瑞的秘书长,到京后,段祺瑞已内定他为执政府秘书长。岂料张作霖力荐段祺瑞的另一个幕僚梁鸿志出任该职,段祺瑞拗他不过,只好改委章士钊为司法总长。虽说章士钊精通法律,当司法总长也算是专业对口,但毕竟非原来所愿。

不仅张作霖对中央事务有插手欲,冯玉祥也同样不遑多让。就在段祺瑞抵京的当天,冯玉祥对他手下的重要将领说:“段已到京,张雨亭(张作霖的字)再到京,即是段、张、冯三大头,若说不干涉政事是不可能的,就是段大元帅(‘国民军大元帅’,用以指段)出山,也是个木头人。”

当时的报纸什么都敢登。北京报纸就刊登了一幅漫画,在图上的三杆步枪交叉架上,有一顶写着“临时执政”字样的军帽,意思就是说段祺瑞是由冯、奉、直三大军事势力捧上台的,他不但不能得罪冯玉祥、张作霖,连长江各省直系的脸色也要看。

面对尴尬的处境,段祺瑞的部下幕僚们开始从最初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某日,段祺瑞与曾毓隽谈论局势,曾毓隽表现得情绪悲观,他认为段祺瑞能够上台执政,只是因为推翻曹、吴后群龙无首,冯玉祥、张作霖拿他作为“暂时之马首”,并非真心拥护,而且冯、张也是暂时互相利用对方,必定难以长久合作。

段祺瑞见状说:“云沛(曾毓隽的字),你不应当对国家事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

曾毓隽说他并非消极,而是觉得担心,感到“老总”在如此形势下急于上台,好比是一张两条腿的桌子,一推便倒。

段祺瑞也没想到入京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会这么大,但他素来不以困难为惧,想想青少年时代靠“一块钱起家”,动辄徒步跋涉千里,现在再难,会比那时候更难吗?

正好手里拿着一只茶杯,段祺瑞就当场以茶杯为喻:“此杯固是锯合而成者。我握之掌中,可暂不碎,若我放手,便落地碎矣。”

看到老段仍以“救世主”般的心态在做事,曾毓隽忍不住脱口而出:“杯不由我碎,待碎时由我全之,则反易耳。”

段祺瑞毕竟早已不是一个靠热血和青春闯荡江湖的少年,他不能不承认曾毓隽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他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不但要面对重重困难,还要承担随时可能“杯碎”的责任,而他实际上根本没有能力保证“茶杯”不“落地碎矣”。

这么一想,真不如冷眼旁观,然后从容收拾时局来得轻省便宜啊!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前做总理时,还能跟总统耍耍性子、撂撂挑子,现在总不能自己挂冠跑回天津去吧。

迟疑半晌,段祺瑞对曾毓隽说:“你说得很对,那么你的意思是怎样呢?”

段祺瑞是想问曾毓隽有何补救之策。曾毓隽的建议是加强与南方的合作。当时的南方势力之中,除西南的滇唐(唐继尧)、蜀刘(刘湘)外,就数东南的孙中山声势最大,同时段、孙又曾同为反直三角同盟,因此曾毓隽建议段祺瑞迎孙中山北上,与之共商国是。

以段祺瑞之老到,并非不知孙氏之潜力。在与孙结成同盟时,他就曾评价说:“中山可称中国之绝色人物,确守一定主张,始终不渝,此余所以深悦与之携手也。”

后来曹、吴败走,有人主张开国三大元老同时入京,开国是会议。所谓开国三大元老,孙中山、段祺瑞、黎元洪是也。段祺瑞当时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向冯玉祥解释:“中山西南领袖,吾们与雨亭(张作霖)偏向北方,故统一西南事,应征取中山意见,吾迟迟入京以此。”

曾毓隽说段祺瑞“急于上台”,其实是指他没有能够坚持这一主张,把联孙进行到底——在被拥戴将成为临时执政后,为了进一步取得长江各省的支持,段祺瑞在事先未与孙中山商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发布了宣布政见的“马电”,令孙中山大为不满。

接着,梁鸿志、段宏业等人又怂恿段祺瑞先入京,并且说:“先入关者王,主人也;中山后至,宾也,何必候孙?”段祺瑞听信了他们的话,放弃等待孙中山,先一步到京就职,这就意味着段祺瑞一人执政之局替代了“三元老方案”。孙中山当时已即将抵达上海,听到这一消息后,只好绕道日本,推迟入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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