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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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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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什么作用

徐树铮已经回来了。当初出国时,他对考察活动有着通盘考虑。他先是单人独骑到法国,接着又与在国内组织的考察团会合于巴黎。这个考察团的成员有一些是他亲自挑选的西北军旧部,异国相逢,令徐树铮非常高兴。

旧部们眼中的“又公”(对徐树铮的尊称),一头短发已呈灰白色,然而壮志未泯。他对待考察团就和培训西北军一样认真,早餐之后就给大家讲孟子。当时孔孟学说在中国国内除了一些遗老或学者外,已没有什么人提及。徐树铮坚持要这么做,源于他自己日益形成的治国理念:中国已“衰敝之极”,必须通过尊经来提高国人素养,除此之外,“别无返魂之药,足续垂绝之气”。

讲完孟子,他再指定当天考察的日程。按照徐树铮的要求,每个人在考察过程中都要记笔记,回来之后还要写日记,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第二天再交由徐树铮批阅。

徐树铮的这种努力,与法国外交部司长柏里索的意见倒有合拍之处。柏里索当过袁世凯的顾问,他在中国时间很长,对中国国情也比较熟悉。他有一次对考察团的成员说:“中国革命后,太无纲纪,不学无术者竟占据要津。中国不是无希望的,可惜在上者毫无治国之法。”

柏里索或许对徐树铮一行寄以希望,但大多数外国人却不这么看。当时中国派往外国的考察团太多了,说是考察团不如说是观光旅游团更为恰当。老外们看在眼里,便理所当然地认为徐树铮的考察团也是如此,“没目的,没计划,玩一趟回去,能够有什么作用?”

出面接待考察团的各国官员出于礼貌,当面总会说一些好话,比如“中国派遣专使得人”、“此次出洋考察,获益必多”,等等,可他们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些类似的批评。至于各国民众和舆论,因为没有官员们这些顾虑,便往往直接采取讪笑和鄙视的态度。

有一次徐树铮穿着军服,带着考察团参观法国某菜市,结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一边走一边听到法国人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们不在自己国内好好练兵治国,却到这里来游荡、招摇过市干啥?”又有一次,巴黎中国使馆举行茶会,徐树铮好昆曲,便在赴会时唱了数首昆曲以助兴。不料德国报纸很快刊出巴黎通讯,说中国将军徐树铮不乘马观操、参观军港,却在茶会上高歌入云,沉湎于音乐……

外国人不理解、不认同,考察团成员其实大多也心不在焉。即使从前那些跟随徐树铮的西北军旧部,之所以能够相从出国,也有镀层金,以便将来回国后谋求个人名利的考虑,谁能料想得到徐树铮对于考察会来真的,还抓得这么严这么紧呢?

除了徐树铮本人外,考察团的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心不在焉。早饭前听徐树铮讲孟子,有的人打瞌睡,有的人精神涣散听而不闻,到后来甚至有托故不到的。考察时规定要人人记笔记,但记的多少和质量,并无固定要求,于是便逐渐流于形式。一国考察结束,笔记就要收齐保存,以备日后整理,可是收与交都得不到严格执行,徐树铮发了脾气,这才交了上来。

考察团在考察时,徐树铮通过中国驻各国公使,特地请人做专题讲述。讲述者均为所在国高级官员或专家教授,按理这样的专题讲述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有些考察团成员纯粹是应付差事,不得不出席,其间不仅不能认真做记录,而且好几次还有昏昏欲睡的。讲述者虽然不好意思说什么,但对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明显表现出了不高兴。

在国外的那段日子里,最令徐树铮感到沮丧的恐怕还是国人对他的态度。考察法国时,正值孙中山在京逝世,旅法同胞在巴黎开追悼大会,徐树铮特派留学生出身的林子峰等二人参加,却遭到了反对。中国留法学生还广发传单,对徐树铮及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大加攻击,称他们是“与帝国主义亲善之公使及北京军阀所派之代表”,林子峰等人被禁止上台讲话。

继先后对英国、瑞士、意大利进行考察后,徐树铮率考察团返回巴黎进行短期休息,并做赴德考察的准备。在意大利时,国内传来了上海大罢工、广州骚动、北京学生大游行乃至捣毁外交部的消息。这一系列事件显然与徐树铮“尊尚经训”、“以教养挽救中国”的理念有着极大冲突,也使他感到了深深不安。虽然他表面上似乎一直都很平静,但内心其实波动很大,有一天晚上忍不住在床上仰卧痛哭。

回到巴黎之后,徐树铮对随行诸人说:“赴德考察日期,须视国内情形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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