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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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我股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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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断我股肱

段祺瑞很早就知道了徐树铮遇险的消息。原因是时任交通总长龚心湛为段派人物,当徐树铮的专车在廊坊被扣时,铁路局的段长第一时间就向龚心湛报了信。

段祺瑞听到消息后震惊莫名,可是又无计可施,只好抱着侥幸心理,想慢慢地找寻渠道,设法把徐树铮给解救出来。

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得到报告:“专使下车,什么话也没有问,就被枪毙了。”

段祺瑞一生以沉稳老练著称,无论遇到多大的险情和困难,都有一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镇定从容。可是这一报告却让他几乎晕了过去,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断我股肱!断我股肱!”随从段祺瑞多年的人都说:“跟老头子这么久,还没有见过他这么伤心呢!”

悲伤之余,段祺瑞欲派人找回徐树铮的遗骸进行装殓,可是却没有人知道遗骸到底被埋在了哪里。过了几天,他忽然收到一封信,信是廊坊驻军司令部的一名姓洪的军医写来的,他自述原名段大槐,后归宗姓洪。清末时他曾在段祺瑞的江北提督衙门给幕府当差打杂,徐树铮教他读书写字,洪军医遂拜徐树铮为师,并在徐树铮的帮助下考进了天津军医学校。

洪军医说他代收了徐树铮的遗骸,将即日运至北京。原来张之江的部下处决徐树铮后,只是随便挖了个坑,将他的遗骸埋在了附近的野地里。

洪军医听到后便去向张之江请求说:“我小时候在江北提督衙门里伺候做幕的师爷们,徐师爷看我不错,把我送到天津学医,这才有我的今天。他跟都统(指张之江)有什么仇恨,我不知道。念他过去待我有恩,可否容我给他收尸?”

张之江杀徐树铮不过是奉命行事,他跟徐树铮之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恩怨,便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于是就说:“大丈夫恩怨分明,你收你的尸吧,我不拦你!”

得到张之江的允许,洪军医把徐树铮的尸体从泥土中刨出来,放进自备的一具薄木棺材,然后用驴车运到北京,停放在永定门外的土地祠里。

段祺瑞为徐树铮的遗骸重换了装裹和棺木,并亲撰“神道碑”,回顾了二人相与的过程,对徐树铮极尽褒扬。他还嘱咐自己的子孙后代,要求以后每年摆供祭祖时,必同时祭供徐树铮牌位。

在徐树铮被害的第二天,京津各报就都登出了陆承武的通电。这份通电实际上是鹿钟麟的北京警备司令部事先早就拟好的,在通电中,他们以陆承武的口吻指称是陆承武亲手杀死了徐树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一般不晓内情的人都知道陆承武的父亲陆建章系徐树铮所杀,所以对于陆承武的举动也深信不疑。

段祺瑞则深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谓仇者伪也”,他坚决主张明令缉凶。此前迫于各方特别是冯玉祥方面的压力,执政府已成立了国务院,内员多为亲国民军或与国民军方面有渊源的人。国务总理贾德耀是冯玉祥的把兄弟,又系冯玉祥一手推上台,看到段祺瑞所发的缉凶令后,执意不肯在上面副署,事情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段祺瑞虽然暂时不得不忍气吞声,但经过这件事,他和冯玉祥之间的关系也就走向了彻底破裂。

徐树铮能够成为段祺瑞的“灵魂”,不仅是由于他的谋划和活动能力,更在于二人在政治理想上高度契合。段祺瑞曾亲自撰写《内感篇》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道,国内的一般学人在游历欧美后,都想把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立刻移植过来,就好像是拿别人的装饰物,来美化自家厅堂一样。殊不知上层建筑的东西绝非如此简单,毕竟西方人对他们的那一套早已习惯,而国人在此前的三千多年里,一直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如果一定要强行移植,只会带来东施效颦的结果。

段祺瑞与徐树铮一样,都认为中国的“立国要素”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其治国之道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纲纪为先”。

作为段幕后起的重量级幕僚,章士钊的政治理念与段祺瑞、徐树铮可谓如出一辙。他是一个“以农立国”论者,竭力主张恢复体现“农国”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礼教,并视礼教为拯救社会危机的对症良药。

可是此时的社会风潮却与他们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各地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对北京政府的“纲纪”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段祺瑞慨叹:“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

为此,在执政府尚能维持局面时,段祺瑞便让章士钊由司法总长兼署教育总长,想通过这位名士出身的政治家来整顿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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