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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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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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夫子

“三一八惨案”后,国民军面对直奉联军的攻势已无抵御之力。冯玉祥感到除与旧日的上司兼好友吴佩孚重归于好外,别无出路,于是决定趁着执政府因“暴力枪杀良民”而落入窘境,在京城上演一出捉段放曹(曹锟)的武戏,以便讨好吴佩孚。

1926年4月9日夜,鹿钟麟率警备司令部的大队人马包围了吉兆胡同。幸好已经自行脱险的曾毓隽事先得到消息,派人通知了段祺瑞。由于大街上已经戒严、盘查,段祺瑞便由卫队长护送,暂时到同住于一条胡同的老同学家里躲避。

鹿钟麟本来想指挥人马冲进段公馆,活捉段祺瑞,后来发现胡同口有机枪连布防,只得暂时停止前进,双方对峙达三小时之久。对峙期间,北京城里满街都是士兵,气氛十分紧张。

为了防止国民军突破火力布防,强行闯入段公馆,或者在附近进行搜查,曾毓隽灵机一动,特地通过报社连夜发出号外,称段祺瑞已进入东交民巷。鹿钟麟看到号外后,信以为真,只得撤兵回府。

鹿钟麟一返回司令部,即以北京警备司令的名义释放了一直被他们幽禁的曹锟。天亮后,他与其他国民军将领一道发出联名通电,在逐条列举段祺瑞罪状的同时,宣布“保护总统(指曹锟)恢复自由”。联名电还大拍吴佩孚的马屁,说吴为“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国民军“此后动定进止,唯吴玉帅(吴佩孚)马首是瞻”。

怕吴佩孚仍弄不清他们的真意,国民军方面又让重新获得自由的曹锟给吴佩孚发电报,望其与国民军合作对付奉系。未料吴佩孚不但一口拒绝,而且要求国民军全部缴械接受改编,他在给鹿钟麟的电报中甚至称“恨不能食汝之肉,寝汝之皮”。至此,冯玉祥才算完全绝望。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城,扼守南口。

段祺瑞虽得以复职,但其政治能量已丧失殆尽。张学良代表奉系,明确表示对维持段祺瑞政权没有信心,只能保护段祺瑞安全离开北京。4月20日上午,段祺瑞在外交总长胡惟德不知情的情况下,特任其兼署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权。当天下午,他乘坐张学良调派的一列专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

这是段祺瑞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他在天津没有房产,以前都是住段芝贵或吴光新的宅邸,这次来津,开始是在日租界的寿街租了一间房子,但有一次他无意中将自己的姓“段”和寿街的“寿”联系了起来,觉得不太吉利。吴光新听说后,便劝他搬到自己位于日租界宫岛街的寓所。

吴光新的这座寓所建于1916年,外形奇特宏大,施工质量很高,可与日租界清逊帝溥仪所居住的张园相媲美。缺点是此处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比较近,经常有日本军政官员来访,段祺瑞不胜其烦,只好经常托病不见。

得知段祺瑞想找一个清净的住所,老部下魏宗瀚就把他接到了日租界须磨街自己的寓所。

下野后的段祺瑞自称“正道居士”,每天吃斋礼佛,十分虔诚,但他的须磨街住宅却并不显得门庭冷落——他的那些部下幕僚,如曾毓隽、章士钊等人全都不离不弃,一路从北京跟随到天津,而其他各路的说客和谋士也经常前来登门“劝道”。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老段真的像他表面宣布的那样只谈佛经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时不时地来光顾和过问他。问题是,此时的国内政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他再也不可能成为政坛上的中心人物了。

甚至连段祺瑞本人都不会想到,他实际担负着最后一次挽救和整合北洋系的使命。在段祺瑞黯然下野和段记执政府“杯碎”之后,北洋各派继续相互削弱,使得整个北洋系以加速度奔向自己的末路。

段祺瑞对于北洋系乃至于整个近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吴佩孚是在很久以后才领悟到的。那时候,他也成了被政坛抛弃的落魄寓公,而段祺瑞刚刚去世。

吴佩孚特请人代表他到段宅吊唁,并亲撰挽联。他告诉别人:“我对合肥(指段祺瑞)之丧,一度任秘书,一度任帖写(指挽联等均系吴本人自作自写),此为有生以来第一次,唯对段夫子一人而已。”

吴佩孚所写挽联的联文很长,道尽了他历经波折沧桑之后的感悟:“天下无公,未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误在今日不知,明日不战,忧民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吴佩孚送的祭幛为“木坏山颓”。大匾上款为“芝泉夫子”,下款为“受业吴佩孚敬献”,四个大字乃“还我河山”。

那一刻,这位曾经书生意气并无比叛逆的秀才将军,成了最懂段祺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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