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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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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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糟得很

北洋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弱,与此同时,南方的国民党却在孙中山去世后,迅速调整了内部关系,并借助苏联的援助而得以壮大。初建的“党军”北伐军和黄埔军校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许多有志于建功立业的青年都心向往之,连作为北洋后起力量的保定派(主要为保定军校生)也纷纷脱离北洋,投奔南方。

段祺瑞之所以能够在缺乏实力的前提下担任临时执政,靠的是北洋领袖的招牌,以及北洋内部残存的那一点向心力,如今连整个北洋系都要崩溃了,谁还会在乎这个“手无寸铁”的老头子?

段幕的一群人希望尚存实力的派系能够拥戴段祺瑞出山收拾残局,但他们四处奔走,却四处碰壁。就在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向段的左右建议与逊帝溥仪合作,还说:“宣统皇帝是块大招牌,合肥如能与他合作,号召力就比单干大得多了。”

段祺瑞一时昏了头,竟然也听信这些话,想和溥仪拉拉关系。由于溥仪仍自尊为皇帝,不肯枉驾段的寓所,而段祺瑞也不愿降低身份,主动去溥仪所居住的静园,于是双方就相约在溥仪的生父载沣家中见面。

段祺瑞是把溥仪作为一个可以合作的政治伙伴,但溥仪却不这么想,他还把自己看成是大清皇帝,而段祺瑞只是当年那个湖广总督,所以见面时态度十分傲慢,气氛也颇为尴尬,协商合作之事自然就更谈不上了。

段祺瑞又羞又恼,告辞出来后对等候在侧厅的手下说:“我总还当过中华民国元首,这小子竟在我面前摆皇帝的臭架子,真正岂有此理!”

作为“三造共和”的元勋,不仅悄悄地去见了逊帝,对方还不把他放在眼里,这对段祺瑞来说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曾毓隽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消息传到他耳朵里,就趁旁边没有外人的时候,问段祺瑞:“听说在不久之前,老总和溥仪见了面,有这么一回事吗?”

段祺瑞经此一问,脸上立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接着便很不耐烦地说:“糟得很,糟得很,不要谈了!”

看到段祺瑞那躲躲闪闪、左顾右盼的神态,曾毓隽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其实即便溥仪不摆架子,他与段祺瑞也不可能合作成功。原因就在于二人的目标并不一致。曾毓隽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既是同乡又是世交,往来比较密切。陈宝琛有一次对曾毓隽说:“希望你能在段祺瑞身边为逊皇尽一份力量,从中斡旋。能合作更好,不能合作,希望芝泉(段祺瑞)不要反对。”

曾毓隽深知段祺瑞之心,他当时就回答陈宝琛:“段一向主张共和,若要求他和逊皇搞复辟,段生性刚愎,这一点我想很难在他面前说得通。”

渐渐地,段祺瑞终于明白复出已完全无望,只得继续过他的寓公生活。与当时住在天津的其他前清、北洋遗老显贵们不同,段祺瑞一生不事敛财生利,闲居时间一长,经济状况便日见窘迫。段祺瑞不得不亲自审查账目,以想办法节约开支。

为减少日常开销,他连麻将都不打了,仆人也减到了最少。幸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帮忙打杂,段宅才不至于弄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政坛失意,家境冷落,固然让老爷子心情郁郁,但最令他伤心和难过的,恐怕还是眼看着北洋一步步地走向历史的尽头,而自己却无能为力——1928年,北伐军攻入北京,由南方发动的新一轮“武力统一”取得胜利,曾经盛极一时的北洋时代终告谢幕。

就在诸事不顺之际,突然有人给段祺瑞寄来了一封信。信是以一个学生的口吻写的:“老师可记得送入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个蒋志清否?那就是我……”

段祺瑞当年在保定筹办军校时,确曾选送学生去日本学军事,但他的学生那么多,哪里还记得一个“蒋志清”?再看下去,才知道“蒋志清”原来就是写信人、现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

想到自己培养出来的后辈居然成了新政权的领军人物,而且在得以大红大紫后仍不忘其师,这令段祺瑞大为欣喜,以后常对人说:“蒋介石是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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