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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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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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我是中国人

1928年秋,蒋介石第一次到北平(即北京)。当时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居住在北平,且与蒋介石的幕僚吴忠信认识。经吴忠信介绍和陪同,蒋介石与段宏纲相约在北京饭店见了面。

一见面,蒋介石就对段宏纲说:“我亦保定陆军学堂学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师。”接着便询问了段祺瑞的起居生活情况。

随后,蒋介石对吴忠信说:“我因公务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段先生,请你代表我去。”当天下午,在段宏纲的陪同下,吴忠信到津谒见段祺瑞。

返回北平后,吴忠信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得知段家生活确很困难,蒋介石马上让人给段祺瑞送去两万元。在以后的三四年内,他还向段祺瑞赠送过几万元生活费,段家的生活问题遂得到了解决。

蒋介石此举,既是念及往日的师生情,同时也有加强政治联络的考虑。因为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北方的政治力量还比较薄弱,亟须借助段祺瑞在北洋的声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惦记着段祺瑞的,不光有他的学生,还有蠢蠢欲动的日本人。1931年,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慑于国际舆论,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对东北进行统治,于是就想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寻找到适当的人选做傀儡。

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为此在天津积极活动,准备在溥仪和段祺瑞二人中择其一出关组织政府。段祺瑞能够进入土肥原的视线,当然是因为他在北方的影响力以及过去执政时“亲日”的历史,但段祺瑞“亲日”有个前提,那就是得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与之相悖的事他是坚决不愿做的。

在接受天津《大公报》的记者采访时,段祺瑞说:“盗已入室,但亦未必即据为己有,只有给他些东西,让我们自己收回来再说。”他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白,即他可以在东北另外成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也可以答应日本的一些要求,但绝不同意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

段祺瑞的态度让土肥原深感这老头不好糊弄,即便到了关外,也未必肯俯首听命,到那时弄巧成拙,反而对日本不利。这样他只好把溥仪拉到大连,并于1932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

1933年年初,日军先攻榆关,再攻热河。东北军不战而溃,战火烧向长城一线。日本外务省次官吉田茂奉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之命,来天津找到曹汝霖,要他请段祺瑞出面,与西园寺一道,以中日在野元老的身份共同“调停”斡旋,商定中日两军“就地停战”。

在曹汝霖的陪同下,吉田茂拜见了段祺瑞。得知对方来意,段祺瑞当即明确答复,“调停”可以,但撇开东三省,“调停”就无从谈起。“我们在野之人出来调停,说话要有根据,当局若问到东三省,将如何答复?我看单从就地停战作为调停,恐怕没有这样简单。”

他认为:“现在中国军队气焰之高,不下于关东军。若说停战,应由日本先停,因为这次是日本先开战的。”

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可能为日方所接受。吉田茂见话不投机,很难再谈下去,只得起身告辞。

送走吉田茂,曹汝霖忍不住抱怨道:“芝老,人家是真心希望和平的呀!况且当初支持你又不遗余力。”

段祺瑞则犹有余愤:“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日本一边举兵对关内发动进攻,一边酝酿建立“华北国”,所选中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王揖唐利欲熏心,在看望段祺瑞时,常常用含蓄的话进行试探,企图劝段祺瑞出来为日本人做事。

蒋介石风闻后,不断派民间人士和专使北上,请段祺瑞南下,并说明他如果继续留在北方,恐为日本人所利用。经过南方代表这么一讲,段祺瑞才明白王揖唐的用意,于是便准备动身去上海。

王揖唐知道后急忙前来劝阻,而且话语渐渐露骨,说段的事业都在北方才能取得成功,虽然现在家里穷,将来总有机会出头,千万不要南下。段祺瑞对此很不满意,对家人说:“王揖唐不怀好意,我要教训他。”

等王揖唐再来,段祺瑞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应该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先、父母和子孙后代。我决计到南方去,以后不要再来多说了。”

除王揖唐外,段宏业等少数人也曾对南下持有异议,段宏业甚至为此和吴光新拍了桌子,但段祺瑞一言裁决:华北局面愈来愈复杂,我离开这个旋涡乃是上策。

1933年1月21日凌晨,段祺瑞乘专车离开了天津站。这位自称“吾老矣,无能为”的老人在告别北方的这一刻,也为自己过往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足以自豪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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