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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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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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第十八师团长命令左侧支队(步一一四第一大队为基干)于十二日二时四十五分出发前进。接着命令师团主力及及川支队于三时三十分开始登陆。四时十五分,左侧支队在亚铃湾(大亚湾)的小龟海岸奇袭登陆;第十八师团几乎未受到敌之抵抗于四时二十分前后从虾涌圩、岩前港地区登陆成功。及川支队也几乎未遭敌抵抗,于四时二十五分在盐灶背南岸地区登陆成功。十二日四时三十分,军司令官命令一〇四师团登陆。第一〇四师团的登陆掩护部队(第十八师团的步一二四、第一〇四师团的步一七〇第三大队为基干)未受敌之抵抗在玻璃厂北面海岸登陆,师团主力于十时左右在玻璃厂北面海岸登陆完毕。

倘能保全若干力量,即是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的根基。

一、“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军为防共驻兵,以内蒙地方为特殊防共地区”;

六、“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一、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乃我军耻辱一。

三、在广州南面的珠江上聚集着无数的帆船和小汽艇;

蒋介石要求参加南岳军事会议的所有将领“明责任、知耻辱、识时势、知彼此”,完成整理军队、建立军队之任务,提高军队作战素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

中午,陈诚来到省府会晤张治中,两人在焚城一事上统一了意见。

鉴于陈诚对张治中的指摘,蒋介石回到南岳后,亲笔致信陈诚言:“……吾人经此长沙大火之教训,全体上下,皆应引以为戒慎恐惧,对内尤应和衷共济,不怨不尤,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

中国人远走他乡的时候,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一切。

只是,放弃武汉意味着另一种军事行动的开始,即位于前线的众多中国军队将全面撤退。

秉性并不愿意迁移的人们,之所以背井离乡,之所以成为难民,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日本人发放的那张“良民证”。他们可以在沦陷区当被统治者,但是他们选择了抗争,作为手无寸铁的一群人,他们抗争的方式是远走他乡。

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成立了第四战区,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全面负责福建、广东和广西沿海地区的防务,以确保中国对日作战的海外补给通道。但是,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中国第四战区的指挥机构并没有建立起来,仅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出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下辖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和第六十五军以及两个独立旅和虎门要塞部队。由于军事委员会认为广州方面尚无战事,为了支援武汉保卫战,又从余汉谋有限的兵力中抽调出四个师,以致第十二集团军实际上仅剩了八个师的兵力:第一五三师守备东莞以南的宝安至虎门要塞,第一五一师守备面对大亚湾的惠阳,第一五七师守备广东东南海岸的潮汕以及大亚湾,第一五六师守备广州东面的增城,第一五四师守备增城北面的从化,第一五八师守备广州东郊,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四旅守备海南岛,第一五二师第四五六旅驻守广州市区,独立第二十旅守备广九铁路沿线,独立第九旅守备海丰以北的莲花山。——余汉谋有限的兵力被分散于五百多公里的海岸线以及海岸纵深地带。

这一天,长沙城内的紧张令张治中陷于忙乱中:伤兵须于十四日转运完毕的问题、召集新兵以紧急补充部队问题、征集民夫转移政府机构设施的问题、安抚长沙城内的外国人的问题,等等。下午四时,警备司令酆悌拿出制订好的焚城方案,张治中嘱咐:待中国军队自汨罗江撤退后再下达焚城命令,届时先放空袭警报再放紧急警报,以利还没撤离的市民紧急躲避。

九、规避责任乃军人自私自利,贪生怕死,乃我军耻辱九。

武汉会战后,为调整战略部署并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百余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会上,蒋介石连续作了五次重要讲话,阐述了他对抗日战争进程的重新认识,提出将战争进程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即武汉撤退和岳阳失守前为抗战第一期、之后为抗战第二期:

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的第三十、第四十二军,第三集团军的第十二、第七十一军,改称为“豫西兵团”,划归第一战区,经应山向豫西撤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紧急电令位于九江以南的第六十四军和第六十六军从南浔路南下增援广州。

十月十二日信阳失守。我原先已电令胡宗南自信阳南撤,据守桐柏山平靖关,以掩护鄂东大军向西撤退。然胡氏不听命令,竟将其全军七个师向西移动,退保南阳,以致平汉路正面门户洞开。胡宗南部为蒋先生的“嫡系”部队,在此战局紧要关头,竟敢不遵命令,实在不成体统。先是,胡宗南部在上海作战后,自江北撤往蚌埠。蒋先生曾亲自告我说:“将来拨胡宗南归五战区指挥。”但是这批“嫡系”中央军至蚌埠后,也不向我报告。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为争取溃退的士兵,竟至相互动武,闹得乌烟瘴气。徐州失守后,长官部驻扎鄂东,军令部更有明令拨胡宗南部隶属于我,但胡氏从不向我报告敌我两方情况。信阳危急时,竟又擅自撤往南阳。此事如系其他任何非“嫡系”将官所为,必被重惩无疑。但是此次我据情报告军委会,要求严办胡宗南,军委会竟不了了之。

但是,到了晚上,张治中发现,不但逃难的人流充斥于出城大道,而且警察局里竟然也没人了,街上所有的岗位都没了警察的踪影。张治中立刻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打电话,限他两个小时内恢复所有的岗位职守。可是,凌晨时分,当张治中想叫上文局长一起去城内巡查时,发现警察局的电话断了,副官告诉他,警察局的大门已经用竹板钉起来了。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以扬言进图武汉,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复逞,乃不得不暴露其弱点,以发动华南之侵战,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国际通路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缺乏……自敌入侵粤以后,粵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而言,武汉在军事上的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致不能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图;以时间而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绝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僇(戮)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与大无畏之奋斗。又曰:“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吾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实际上,日本方面向汪精卫承诺的“议和”条件,与日本军政内部的真正立场差距甚远。所谓的“重光堂协议”,完全是出于诱降汪精卫成为日本人的傀儡进而控制中国的目的。之前一直参加与汪派代表密谈的日本人西义显回忆道:“如果说欺骗的话,正是日本欺骗了汪兆铭。因为后来发表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不仅把重光堂会谈特别明确下来的防共驻兵地区和撤兵之条件抽象化了,而且避开了蒙疆这一具体而明确的辞令,躲闪地说成‘特定地点’。还有,关于撤兵的字句也都去掉了。”

二十一日午后,日军侦察机传来报告:

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高雄航空队(陆基机十二架)以及第三驱逐队和第一炮舰队等。

一、早晨以后未受到来自广州附近原有阵地的射击;

就在汪精卫逃离重庆的时候,同在这片国土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奔波在路上——他们不是背离国土而去,而是走向国土的更深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沦陷区的百姓离开世代生活的故土,向着他们认为安全的大后方开始长途迁徙。——抗日战争中,中国巨大的难民潮,其流离人数之多、流徙时间之久、生存境遇之悲惨,乃中外近代史所罕见。由于面对的是异国的侵略,因此难民几乎囊括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失去土地的农民、商人、工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以及下层官吏。难民潮最早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占领东北地区后,大批东北难民涌入关内。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中。北平沦陷前,城内的富裕人家已携带家财细软外迁。日军占领北平后,大批平民为躲避战乱举家出城,由于天津距离北平最近,导致天津租界狭窄的街道上拥挤着数十万难民。及至天津沦陷,逃离天津的难民沿平津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洪流。火车不通难民就徒步向南,有钱人则从天津乘船到山东烟台或青岛。日军占领德州和济南后,有钱人又拥挤到青岛港购买昂贵的船票向上海流动,而更多的难民则徒步沿着津浦路南下。济南城原有人口四十多万,难民出逃后城内仅剩万余人,且大部分是依附日军的汉奸官吏,或者是无力迁移的赤贫者。中原地区河北、河南的难民,则沿着平汉路和陇海路南迁,以近百万的规模流入陕西。陕西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流民,于是难民开始向更西部的甘肃、宁夏、青海方向流动,有的举家一直走到了新疆。淞沪会战后,战火不但把华东地区的难民裹挟在内,从东北、华北流动来的难民也开始再次迁徙。数百万的难民逐步向西或向南迁移,徒步者塞满道路,木船在河湖港汊中更是首尾相接数十里。上海、无锡、苏州、镇江、芜湖、江阴、扬州,都是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区,难民纷纷逃入南京,期望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南京很快陷落,难民又追随政府迁徙到武汉。华南地区的难民潮随着广州的陷落而出现。中国的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广东、福建等地的居民不是逃进山区,便是向香港、澳门方向移动,有的更直接下了南洋。国民政府宣布放弃武汉后,西迁的难民潮大约分成三股:一股经湖北西北部进入四川和陕西,一股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股从湖南南部和广东进入广西西部。其中最大的一股难民,追随着国民政府,涌入四川盆地。——四川盆地,一个四周被险峻山峰包围着的巨大平原,成为中国百姓最后的避难所。

即使固守最终也会失守。

一年前,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说过:“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有史料粗略地统计过,仅至一九三八年底,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中国难民总数达到八千万以上。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一、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二、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部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擅退,不论各级长官,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以凭核办。三、南江桥至城陵矶之线应尽力固守,无命令不得先期撤退,致干惩处。

第五师团,师团长安藤利吉中将;

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在一九三九年到来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上,尽管强调了“积极的运动防御”,甚至把这一原则写进了作战指导,但大多的中国军队既没有真正领会,也不会具体实施。武汉会战期间,国民政府苏联总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曾向军事委员会建议,迅速调集军队分别从江南、江北不断地袭击进攻中的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保卫武汉。但是——

从大火中逃出来的目击者说:“确有佩戴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证实,放火的是负责焚城的警备二团。当夜该团分为二十四个队,散布于长沙市各区,带着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点燃,然后各处同时动作。——这显然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纵火。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长沙大火调查说明,从官方认定起火原因是“出于民族义愤”:

二、“中国承认满洲国”;

既然不是偶然失火,那么,长沙大火是谁放的?

谁也没想到,就在日军全力攻取武汉时,中国南部沿海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广州陷落得如此之快。

一个星期后,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局长文重孚均被判处死刑,于二十二日上午执行枪决。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国军队弃守武汉的命令正式下达。当晚,蒋介石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

第二航空队,航空母舰“龙骧”号(舰载机约七十架)及第三十驱逐队;

第十战队,轻巡洋舰“天龙”号、“龙田”号等;

日军第二军占领信阳后,其第十师团沿平汉路南下,主力则在平汉路以西经应山、安陆、云梦、应城向汉阳和汉口迂回,沿途没有遇到中国军队成规模的抵抗,于二十三日抵达应山地区。而位于大别山北麓的日军第十三、第十六师团也发现,之前顽强阻击他们的中国军队没了踪影,因此得以迅速向麻城地区推进。

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虽然兵力薄弱,部署分散,但其装备在中国军队中尚属较好的,轻武器和弹药充足,又有相当数量的炮兵和装甲车,特别是拥有大量的卡车和内河舟楫,他们应该比日本人更为熟悉珠江流域复杂的水网,因此完全有可能与日军周旋作战相当一段时间。但是,余汉谋的部队,除了第一五一师坚守惠州十几个小时、第一五和第一五四师在增城附近进行了短暂抵抗以及大角炮台坚守了近二十个小时之外,其余部队均未作强有力的抵抗,致使大量的军事装备被丢弃给日军。根据日军统计,广州作战中,日军俘虏中国官兵一千三百四十人,缴获轻重机枪二百零八挺、火炮一百三十四门、要塞炮五十三门、坦克和装甲车二十一辆、汽车一百五十一辆、大米一万七千五百五十袋。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方面对日军即将攻击广州一无所知。

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放弃武汉。

最为恐怖的是日军的追杀。

十、缺乏秘密性能,战术上因受无上的损失,乃我军耻辱之十。

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中将;

中国军队放弃武汉后,日军南下进入湖南北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预计日军会攻占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并吸取武汉撤退时破坏不彻底的教训,先期制订了“焦土抗战”的原则,以备放弃长沙时不留一草一木资敌。为此,从十一月一日开始,张治中便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并决定将省府迁至沅陵、市府迁至邵阳。七日,蒋介石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了放弃武汉时没有做到将城市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同时强调一旦日军兵临长沙要不惜一切将全城焚毁。军事会议结束后,张治中召集秘密会议,商讨了长沙如何焚城事宜。十一日晚,日军占领岳阳的消息传来,长沙城内一片恐慌。十二日上午九时,张治中接到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说“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紧跟着蒋介石的电报就到了:

对于造成如此重大伤亡的事件,这一结论显得简陋不堪。

一九三八年底,一个比长沙大火更令国人惊悚的大难真的出现了: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了。

广州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也是华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州即成为中国与海外往来的重要通道之一;特别是在日军相继占领华北和华东后,广州更成为利用香港向中国内地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转运枢纽。早在淞沪会战时,日本陆军就提出占领广州的建议,认为切断中国这条重要的外援路线,就能削弱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并随之做好了代号为“A计划”的作战方案,攻击时间定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但是,十二月上旬,日军于南京上游的长江江面上炸沉了英国炮艇“瓢虫”号以及美国护卫军舰“帕奈”号。虽然日本人马上表示他们是“误炸”,但还是引起了国际关系上的巨大危机。美国派出海军作战局局长英格索尔赴伦敦,商讨与英国合作对抗日本在亚洲的侵略问题。日本海军方面认为,此时攻占广州必会引起香港占领者英国的干涉。于是,“A计划”被暂时搁置。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出逃成功后,发表内阁首相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日本政府愿意“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同时申明“中国事件之最终目的,不仅在军事胜利,乃在于中国之新生与东亚新秩序之确立。此项新秩序,系以中国新生后日满支三方面合作为基础”。

第二水雷战队,轻巡洋舰“神通”号及第八、第十二驱逐队;

四、“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关于华北资源之开发、利用,为日本提供特殊的方便”;

中国国土广大,海岸线漫长,仅凭优秀儿女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御凶残强敌于海岸线之外?

只是,撤退命令一经下达,部署便成一纸空文。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近查各军撤退以后,均未能遵照制定地点遂行任务,川军各将领多到宜昌,队伍凌乱,无法指挥,又无生力军部队担任掩护。”

令人不解的是,长沙遭此浩劫,原因竟然不明。

然而,二十九日,位于河内的汪精卫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艳电”),明确阐释日本人的声明一为“善邻友好”,二为“共同防共”,三为“经济提携”。建议中国“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本此原则,以商定各种具体方案”。

在广州作战中牺牲的中国军队的最高将领,是第一五三师的一位名叫钟芳峻的旅长。十七日,第一五三师在福田一线阻击日军,钟旅长对友军的不能配合以及部队的畏惧退缩感到极度愤怒,对自己作为一名指挥官不能有效地抗击敌人感到羞愧难当,于是决定一死。——钟旅长的自杀不是做个样子,他是真心想死:

军直辖部队:独立机关枪三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山炮兵两个联队、野战重炮兵一个旅团、迫击炮两个大队、臼炮三个大队、野战高射炮八个队、气球一个中队以及兵站部队。

汪精卫事件初始,蒋介石曾下令封锁消息,幻想汪精卫能够有所改变。即使在汪精卫公开发表通敌电文后,蒋介石还是想留一条生路好让汪精卫“幡然悔悟,重返抗战队伍”。及至知道汪精卫不会再回重庆,蒋介石仍派人劝告汪精卫“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后,蒋介石派人携带护照和巨款去河内,再次劝说汪精卫“在政治上不要有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去上海、南京另搞伪政权,“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被迫退至增城外。余汉谋准备集中第一八六师、第一五三师、第一五四师和独立第二十旅,在增城至博罗间的公路上聚歼日军。二十日,日军在增城地区的兵力已达五千以上,在航空队的助战下,日军向正在集结的中国军队发动了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顺势追击,中国军队顿时陷入全线混乱的态势。当夜,余汉谋率领他的指挥部撤离广州,去了北部的清远,广州城内留下的部队仅是警税团和少数宪兵。

日军占领武汉后,第十师团、第九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一旅团兵分三路南下攻占岳阳。至此,与中国第九战区部队隔着赣西北之修水、湘东北之新墙河形成对峙。

这份被称为“重光堂协议”的卖国文件,被汪精卫的谈判代表梅思平缝在他的西装马甲内,经由香港带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秘密汇报。汪精卫深知日本人的条件无异于剥夺中国的独立自主权益,但是已然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有其他选择,他只好表示:“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十二月一日,梅思平再次返回香港与日方代表接头,转达了汪精卫认可协议的立场,并承诺汪精卫将按照约定计划行动。

十二、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乃我军耻辱之十二。

真正代表一个民族不屈意志的是人民。

日军要切断中国的国际援助通道,建立自己的海军攻击基地,必须占领中国东南沿海的各主要口岸,这是战争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军事常识。

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从大亚湾顺利登陆后,立即向北进攻,在通湖圩以南与中国守军第一五一师的罗懋勋团相遇,中国守军一触即溃。其左翼部队从岩前港附近登陆后,向淡水方向迅速推进,淡水的中国守军两个营抵抗两小时后溃退,淡水陷落。日军第十八师团开始全力向惠阳追击前进。——“中午气温高达摄氏六十度,连续行军三十分钟以上极为困难,出现了大量的中暑者,师团在永湖圩设立了患者疗养所,以收容病员”。惠阳是大亚湾通往广州的第一道门户,背依东江,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惠阳中国守军为第一五一师的一个团和独立旅一部。十四日夜,日军第十八师团右翼部队冒雨攻击惠阳城,中国守军利用较为完备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双方彻夜激战,十五日凌晨四时以后,日军逐渐从惠阳北、南、西三面突入城内,中国守军弃城退却,惠阳于早晨七时陷落。接着,十六日夜,惠州也被日军占领。

五、谎报军情不负责任,乃我军耻辱五。

只是,日军占领的武汉乃是一座空城。

武汉前线中国军队的混乱,令蒋介石大为光火,他给一系列将领同时发去电报,说如此混乱的撤退将成为中外媒体的笑谈,对于这种只图逃命的无耻行为必须严惩:

此时的武汉已被日军三面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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