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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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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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地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四日十七时左右,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一公里多,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之间长约两公里。日军投弹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庆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伤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毁坏建筑三千余间,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汉奸卖国贼!”

一、以陈光旅长率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进出长清、肥城线,向济南地带之敌袭击”,于三月五日进击郓城,“消灭日军百余及伪军刘本功部,获枪三百余支,俘伪团长以下日伪军四百余人。”

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处在各种政治力量重叠存在的地区,但怀特发现年轻的高平县县长对共产党情有独钟。他亲自带怀特去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占领的游击区,刚一进村,就看见一群农村孩子举着上面写有“美国和中国是朋友” 的欢迎横幅。怀特与一位年仅二十几岁的共产党干部进行了交谈,这位干部说他们恨日本侵略者,同时也恨蒋介石政府,因为“共产党的义勇军每人每月的军饷仅一块钱,而政府军的军饷每人每月却达八元。政府军能领到经过各道关口用麻袋运来的粮食,而他的部队却必须动员农民来提供。政府军有枪支弹药的补给,而他的士兵却必须在战斗中去缴获敌人的步枪和机枪”。最后,他告诉怀特,“尽管他们憎恨国民党的行为,却并不惧怕国民党给共产党武装造成的困难,因为八路军可以灵活机动地运用游击战术袭击日军,用以保持自己的武器和弹药供给;同时广大的民众的支持,也能够缓解所有生存的困难。——毛泽东说:‘人民是海,我们是海里之鱼。’这句话被尊为至高无上的信条。”

“政略攻击”这一军事术语,最早出现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其时日军大本营颁发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对“政略攻击”的概念作出如下阐释:“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中国社会的基层权力机构,向来以各阶层混杂且互相掣肘著称。在建立新型政权的样式上,共产党人进行了可贵的尝试,中共中央特别强调: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绝不是共产党一个党派执掌的政权,而是“几个革命的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进一步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据此,中共中央对构成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分配,进行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但是,毛泽东继而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的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二日,蒋介石颁布《为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国同胞书》:

(甲)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

十一月二日午夜,日军辻村、堤鸠两个大队从内长城线出发,天亮时通过雁宿崖南边的险峻山路时,突然遭到来自两侧的猛烈袭击,袭击他们的是杨成武率领的八路军的三个团。八路军官兵的猛打猛冲下,辻村大队很快就被压缩在狭窄的山沟里,不到一天工夫就伤亡了五百多人。接到辻村发来的求救电报后,阿部规秀立即率部前往救援,四日凌晨赶到雁宿崖南边时,却发现八路军已经没了踪影。阿部规秀判断八路军正在撤退,于是命令堤鸠的第四大队和刚赶到战场的中熊的第二大队,以残破的辻村大队为前导,向八路军撤退的方向追击。六日,追击的日军进入了一个注定要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地区——黄土岭。

日军扫荡部队撤退后贺龙部的处境依旧不好,其所在的高阳地区,敌人据点林立,部队回旋余地很小,因此决定向河间东北方向的齐会村附近靠拢,以求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获得休整。但是,第一二〇师的行踪被日军察觉了。二十二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的八百余人从河间出动,企图与八路军贺龙部决战。同时,驻任丘、大城等地的日军也开始出动,以求配合吉田大队的作战。贺龙认为,虽然日军来势汹汹,但齐会村附近集结着八路军七个团的兵力,至少有能力歼灭一个方向的日军。所以,决定打上一仗。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建立起为数众多的抗日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大批军事和政治干部,为敌后抗日作战以及民主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人才。共产党人还极其重视民众的文化普及,利用农闲时节举办的“冬学”在各个根据地普遍设立,农民们参加识字运动的热情极高。在日军残酷扫荡的一九三九年冬,晋察冀根据地的入学率,竟然由上一年的十八万人增加到十九万余人。在“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办学方针指导下,抗日根据的农民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曾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西部,在途经吕梁山里的抗日根据地时,她“碰到一队队身体壮实的农民,里面偶尔也有几个年龄稍大的。人人手里拿着棍子和绳子”。史沫特莱问农民们,是哪个村的?要上哪去?农民们说,他们要去“把受伤的八路军抬回来”。还说八路军在他们村里开过会,讲过抗日的道理,号召大家“自告奋勇把伤员运到陕北去”。结果,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了”,翻山去找八路军的伤员。

尽管日军已经四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但这座中国的战时之都并没有显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惊恐。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华中派遣军指定陆军第一飞行团执行轰炸重庆的作战任务。

(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

在没有力量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决定利用优势空军力量,对中国大后方战略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成为首选目标。或许日本人以为,把这座山城从中国的地图上彻底抹去,就能挫败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使其面临崩溃。

最令怀特吃惊的是,重庆到处充斥着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气概”:中国人不把日本人称为日本人,他们必须称之为“倭寇”;中国人也绝不称日本人在进攻,而是称“日本军队在到处流窜”;汉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人说“敌踪在汉口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次退却,都被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而来自前线的哪怕是小小的胜利消息,中国人都要口口相传以至变成“虏获无数”;当又一座城市陷落时,中国人要特别强调是他们“诱使敌人陷入罗网”。怀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这种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在进行的极端艰难的对日作战,他隐隐的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在晋察冀,除了中共秘密党员五台县县长宋劭文和盂县县长胡仁奎没有逃亡外,其余各县的原国民党县府官员全部逃跑了。聂荣臻率领八路军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以山西第一行政区主任宋劭文和统一战线组织“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开始向各县派任县长,先后建立起三十九个县政府。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部署,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阎锡山报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任命了各位委员。这是抗日战争进程中诞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到一九三九年,山西境内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已对大部分最基层的村长进行了全面改造或更换。这些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基层政权,对保证全民持久抗战、保证抗战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山西的经验,河北西部、河南北部的抗日根据地,也逐渐完善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冀豫边区抗日政权逐渐趋于统一。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在蓬莱、黄县和掖县等地建立,最后在中共中央的推动下,山东全省建起了三百五十个区级、七十余个县级、十个专区级的政权和两个行政公署,其规模之大以及层次之健全,使得日本占领军扶植的山东伪政权几乎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由于华中沦陷区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以新四军为主的抗日武装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困难颇多,进展缓慢。中共中央中原局要求,必须在华中敌后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凡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的地方,毫不迟疑地建立起新的抗日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初,自共产党人魏文伯出任淮南定远县县长始,华中沦陷区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之后便很快扩展为四十七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而这意味着,在华中敌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内,已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建立起新型的抗日民主政权。

华侨还为国民政府拮据的财政募捐。他们节衣缩食,各尽所能,采取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认购救国公债捐、义演义卖捐等形式,每月向国内输入的款额多达一千多万元,成为国民政府一项稳定的财政来源。纽约华侨李国钦,自一九三九年开始,数次捐款累计达七十六万美元;南洋华侨陈嘉庚认购十万元救国公债后,宣布每月再捐二千元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止;菲律宾华侨巨商李清泉临终前,嘱托家人把他购买的十四万救国公债全部捐给国家,还把遗产中的十万美元交给国民政府作为抚养难童之用;扬名海内外的新加坡华侨巨商胡文虎,除了捐献大批物资外,还捐款二百万元以建设残疾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印尼华侨刘长英捐出巨款的同时,送子回国参战,一九三九年冬其子刘盛芳在空战中为国捐躯,老人把国民政府发给他的一万元抚恤金又寄回国内,要求充作抗战军费。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万岁!”

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普选”。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阐释道:“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之下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主政治的榜样,也是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样板,它完成了乡、区、县的各级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权,在残酷而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民众参加抗战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并使全国人民看到了赢得胜利、建设国家的希望。在陕甘宁边区样板作用的指导下,晋察冀边区实行的普选中,选民占公民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根据的中心地区甚至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一比例在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上堪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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