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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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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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刹那”

仗还没打,得到消息的石友三就开始率部逃跑。八路军各部队立即穷追猛打,石友三部被打得七零八落。八路军正在对之实施合围时,日军出动来接应石友三了。八路军只好先与日军打,打完了再继续追。日军发现无法阻止八路军对石友三的追击,于是调动上千兵力试图抄袭八路军的后路,而在正面一面攻击一面施放毒气。两面受敌的八路军追击部队只好撤退,石友三得以侥幸逃脱。其后,在日军的配合下,石友三又数次向抗日根据地进行骚扰性进攻,直至有一天石友三突然消失得没有了踪影——由于投敌证据确凿,重庆方面以叛国罪将石友三枪毙了。

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想对日投降。原因很明显:首先,如果中国方面迫于军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军大规模入侵华北、华中、华南时就已经屈服了,何必等到现在?其次,作为中国抗日政权的首脑,气节姑且不论,仅从国内外舆论讲,蒋介石不能也不敢这样去做。因为他了解日本人的谈判底线是什么,而这条底线是他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则他将在中国历史上无法逃脱万年骂名。如果必须给蒋介石此刻的行为寻找依据的话,恐怕有二:首先,在反共问题上他与日本人有共同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其二,用与日本接触的方式提醒美、英,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如果不想失去中国这个重要的亚洲战略基地,就必须加强对中国抗战的实质性援助,因为一旦中国屈服于日本,除了美、英等列强在亚洲的利益化为乌有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结局?

二、对十八集团军有引起全般破裂之虞,但此时不加制裁,将来羽翼长成,更难收拾。

由于第一线第十一中队挺进深入敌众,右侧背即遭侵入双峰镇方向的八百敌人之攻击,伤亡不断增加……中队长中野中尉指挥部下竭力奋战,反击击退十数倍于我之敌人冲锋,机枪子弹、手榴弹都已用尽,仍投掷石块,挥舞刺刀,展开了一场恶战……从楠高地撤回的三浦军曹及其士兵,亦增援奋战,不断出现伤亡,三浦德之助军曹因全身四处被手榴弹炸伤而壮烈战死……大队炮小队弹药用尽,小队长有部政夫少尉,右肩胛骨被乱弹射穿,仍不屈服,准备做最后的白刃战……中野头部负伤,但他继续射击,当打完一箱半子弹时,敌弹再次穿透他的胸膛,终于战死在机枪旁……高桥孝英中尉在敌弹纷飞的山坡上挺进中,于二十三时三十分中弹,挥舞军刀,壮烈战死……

由于日军向正太路东西两面的大量增援,八路军总部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重点转向了正太路的外围地区。

之所以把作战目标确定在交通线上,八路军的将领们基于这样一个思考: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区域广阔,从内蒙古的大青山到广西钦州达千多公里,从东海海岸到湖北宜昌也有一千多公里,为了维护所有的占领区,日军必须依赖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在华北敌后,八路军与日军的作战,主要围绕着交通线争夺;即使在正面战场,日军发起的大规模战役,也都与打通交通线或占领交通线上的要地有关。日军的机械化程度越高,对交通线的依赖就越大,只有保住交通线,日军才能有效地统辖占领区。在华北,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封锁和压缩的主要手段,便是利用铁路或公路交通线编织连接成网状的封锁线。在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地图上,华北地区几乎所有的铁路或公路两侧,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日军修筑的碉堡和据点,简单数一下,仅冀中地区日军沿交通线修筑的碉堡和据点就有五百多个,几乎每十公里就有一个。山西境内更为密集,仅沿白晋路日军就修筑了八十多个碉堡和据点,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举着油灯在作战地图前苦苦思索的八路军将领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作战思路:如果向日军占领区内的主要交通线全线出击,既可以摧毁日军占领的基础,使其机械化装备瘫痪,还可以就此打通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络,打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切割和封锁。

甲、关外之敌向关内增加,津浦及冀南、冀中之敌陆续南移,猬集陇海东段,似有进窥潼、洛,犯我西北,断我西北国际交通之企图。

此时,米内光政内阁倒台,近卫文麿再次出任首相仅一个月。

令国民政府感到悲观的是,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包括对日实施禁运等制裁措施,但大多数美国人不希望国家卷入战争,无论是对德国还是对日本。英国在本土抵抗问题上态度强硬,对亚洲已经无力顾及,但还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同意关闭滇缅公路,禁止从香港向中国输入军械和汽油等作战物资。而苏联则一面支持中国抗战,一面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解除了日本扩大在华战争的后顾之忧。

“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并没有真正过去。

蒋介石亲自接见了即将上任的庞炳勋,向他暗示:部队要化整为零,派到河北敌后要压过共产党武装,千万不能前门拒狼后门进虎,要运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

长电行文汹涌,言辞尖利:

日军攻占宜昌后,除共产党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仍在袭扰日军之外,广大的正面战场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闷,交战双方于对峙线两边保持着原本态势。

在这昭和十五年六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时间内,的确出现了似乎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所以如此,应该说在八年的日中战争中,蒋介石感到危机最严重的,实际上是在宜昌失守的时候。中共察觉到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

八月八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和作战区域划分:晋察冀军区主力十个团,破袭正太路平定东至石家庄段,重点攻击娘子关;第一二九师主力八个团附属总部的一个炮兵营,破袭正太路平定西至榆次段,重点攻击阳泉;第一二〇师主力六个团破袭平遥以北的同蒲路和汾离公路,阻击日军向正太路的增援。其他各路部队对其相关的铁路和公路进行猛烈破袭,并相机收复日伪军的重要据点,阻击日伪军向正太路的增援。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下良、西营地区集结待命,参战的数万民兵和民工也集结完毕。战役发起时间确定在八月二十日。

七、本军反对匪压迫,须向驻军区以外活动时,应一面活动,一面通知之。

从旧军队脱胎而出的中国军队,距现代化军队的标准像差甚远,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这些偷生怕死、只图自利的痼疾相比,滋长在中国军队某些将领身上的妥协倾向,更令苦度时艰的中国抗战前途莫测。

国共两党的冲突,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

事后,阎锡山算了一笔账,发现此战令他很是受伤:自己的地盘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旧军全部被赶出了晋西北,中央军趁乱进入了晋东南,他的地盘损失近四分之三。其次,除一部分决死队队员被他收编外,新军全部背他而去,调出山西被蒋介石收编了。盛怒之下的阎锡山处分了一批作战不力的旧军军官,结果导致旧军也对他怨声载道,纷纷投向蒋介石: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去了重庆就不再复返了;第八十三军军长杜春沂和第十九军军长孟宪吉先后脱离了第二战区,前者调任重庆办事处处长,后者调任重庆的军事高参;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孙楚、第二战区参谋长楚溪春等,这些从前的心腹也都开始频频向重庆汇报军情。更严重的是,阎锡山在政治上损失惨重:抗战初期的“模范战区”称号蒙上了阴影,原来慕名来山西的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纷纷离开,全国舆论再也不把他列入“抗日先锋”了。

“七月十四日夜,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汪政权的首脑集聚一堂研究了形势,谈论中甚至提到,在全面和平后的一年内,为了对日谈判蒋介石会重用我们,但一年后恐怕就要遭到暗杀。”

八月二十日晚上八时,八路军从南北两面突然间对正太路全线发起了猛烈攻击。正太路横跨太行山脉,全长二百四十九公里,连接着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是华北日军重要的战略交通线和补给线,该线上的阳泉和井陉煤矿则是重要的钢铁能源基地。为了确保这条铁路的安全,日军在沿线大小城镇、车站、桥梁和隧道修筑的坚固据点达五十多个,铁路线两侧二十至三十公里的范围内还修筑有外围据点二十多处,由日军独立混成第四、第八和第九旅团各一部负责守备。突袭正太路的八路军分成左、右和中央三路纵队,同时开始了行动。

四、对于国际观听,固属不好,但制裁有效,亦可使英、法、美对中国减少赤化疑虑,增加信心。

重庆承受着大轰炸的摧残。

即使没有公开投敌,敌后一些国民党军将领与日军的关系也令人匪夷所思。独立第三旅旅长许绍祖奉命移动部队,临行前他给当地的日军将领写了一封信:

昭和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铃木卓尔回到香港,请求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从中斡旋,促成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会面。宋子良时任中国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常住香港。宋子良听说此事,一开始断然拒绝,之后又答应可以会面。于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拉开了序幕。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负责攻击的正太路西段,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也是阳泉煤矿基的所在地,西面的榆次方向还驻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二十日的战斗开始后,第一二九师左翼第三八六旅十六团,决死第一纵队三十八、二十五团等部,猛烈袭击寿阳至榆次间的驻守日军。十六团炸毁铁路后,攻入芦家庄车站,歼灭守敌大部;三十八团攻战上湖车站,二十五团攻占马首车站。第一二九师右翼新编第十旅的二十八、三十团等部队,对阳泉至寿阳段发起了猛攻,二十八团攻击狼峪、张净和芹泉车站,三十团攻击燕子沟和桑掌,彻底破坏了沿线铁路设施。战前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的第一二九师全面控制了正太铁路西段。阳泉西南四公里处的狮垴山阵地,既是阳泉的门户,也是正太路西段的咽喉。第一二九师十四团奉命坚守,阻击日军对阳泉的增援,掩护主力部队作战。为抵抗八路军突然发动的大规模攻击,日军和武装起来的日侨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开始向狮垴山阵地施放毒气,十四团官兵死守不退,在阵地上坚守六个昼夜,保证了主力的侧翼安全。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侵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囚笼政策”,致使日军在整个华北的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能源基地被彻底捣毁,主要大的碉堡和据点均被削平,大量的有生力量被歼灭。日军战史记载:“昭和十五年度(一九四〇年),华北方面军的伤亡总数为,战死五千四百五十六名,负伤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名。”更为重要的是,百团大战发生在中国抗战进程危机四伏的“一刹那”,中国共产党以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决绝作战,“无情地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毒计,揭穿了一切投降妥协分子,反共反八路军之内战制造者的鬼脸,以无限的鼓舞,兴奋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争取了时局的好转。因此百团大战的意义,不仅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亦更取得政治上之伟大胜利。”

左纵队由冀中军区警备旅二团、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和第四军分区平井获支队组成。二十日夜突击开始后,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炸毁铁路;特务团攻击上安车站,警备旅二团官兵攻入头泉车站,然后连续袭击了平山、获鹿、微水和岩峰至石家庄之间的公路。

近卫文麿

国民党方面不是不知道,如果置侵华日军于不顾而专门剿灭共产党武装,后果将是敌后战场的瘫痪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一旦敌后战场不存在了,日军获得了稳固的后方,其侵华兵力的全部就能用于正面战场,正面战场将会不堪重负乃至崩溃。但是,促使国民党方面这样做下去的原因,参谋总长何应钦在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阐述得很露骨:

百团大战尚在进行时,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谈判戛然而止。

一九四〇年,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这个杂牌军将领对能当上省府主席颇为受宠若惊,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器重,而是以为天下大乱之时他终可“渔翁得利”了。

苦闷恍惚中,阎锡山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哲学”思考。

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蒋介石麾下的军统和中统联合行动,突然逮捕了数十名共产党人,罪名是煽动民众抢米。宜昌沦陷后,江河运输阻断,湘米无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锐减,价格随之暴涨,民怨鼎沸。而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囤积的仓米因为发霉变质往河里倾倒,结果引发大批饥民冲进刘家仓库,抢走一千多石大米,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国民党当局立即把事件定性为“共产党策划的暴动”,由此逮捕了包括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车耀先等在内三十多位共产党人。只是,抢米风潮依旧如火如荼,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还蔓延到四川各地。抢米者除了饥饿的百姓,还有国民党军官兵:“本市发生米荒以来,各军不受秩序,任意阻挡车运,已为公然事实。”九月二十一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告川省人民书》:“前两年四川粮食丰收,今年二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越出常理常规,这种畸形姿态,完全不是天然缺粮,而是人为造成。我多方细查结果,知晓其中固有少数豪猾商贾囤积居奇,政府自应严厉彻查,从严取缔。”——抢米风潮缘于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关系。

战斗进入第三天时,随着正太路破袭战的发动,战火迅速蔓延到整个华北地区的各主要交通沿线。八路军的作战区域绵亘晋冀大部和热、察、绥部分地区,遭到破袭的铁路线包括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津浦路、平绥路、北宁路、德石路、沧石路、白晋路以及遍布在华北平原上的主要公路,日军据守的五千余里交通线遭到彻底破坏。战斗规模扩展如此之快,是八路军总部没有预料到的。在八路军发动攻击作战的区域内,驻有日军第一一〇、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第十六旅团和骑兵部队,总计二十七万日军和十四万伪军被卷入战场。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统计,参战的八路军部队,兵力远远超出了战役部署的原定数目,其中晋察冀军区三十九个团,第一二九师四十六个团,第一二〇师二十个团,总计一百零五个团,共二十多万官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索性将此次作战定名为“百团大战”,并把扩大之后的战役部署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以及重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予日寇以重大打击也。

无论如何,强敌入侵国土之时,中国内部的诸多问题,加剧了历史演进的多变性和复杂性。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门路和关系,即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于是,司徒雷登专程赴重庆,向蒋介石传达了这样的口信:如果重庆方面有诚意,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同意与汪精卫合作,日本就有与国民政府积极接触的意愿。蒋介石的回答颇为照顾这位著名美国人的面子:中国决心与日本打下去,除非美国出面调停;为与日本作战到底,中国愿意向美国申请贷款;至于与日本方面接触,日本必须首先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且要放置“满洲国”等问题。只有满足了上述条件,国民政府才可能与日本谈判。而与汪精卫合作,蒋介石断然拒绝。他告诉司徒雷登,无论是日本人的谈判还是美国人的调停,关于这一点想都不要想。

张荫梧的“曲线救国”论一出,立刻受到处于敌后或敌我交叉地带国民党军的热捧,成为那些“势甚孤单”的国民党军将领最时髦的词语。与河北省相邻的山东省主席牟中衍嘱咐他的旅长们: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重庆中央就永远不会原谅了。——及至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被蒋介石“收留”,伪军将领们一个个都被委以高级军职,想来这个牟主席还真是“有远见”之人。于是,鲁苏战区副司令沈鸿烈创造了一套口号: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八路军在敌后战场的全面出击,给全国民众以极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正在遭受日军狂轰滥炸的重庆民众,于苦难中看到希望的兴奋溢于言表:

至于八路军的兵力不足问题,需要用辩证法来看待:那些碉堡和据点是死的,不能背着跑,须派驻部队防守;那么多的碉堡和据点,即使一个地方派一个班,日军就要派出多少兵力?交通线上修筑的碉堡和据点越多,日军的兵力就越分散。——“那时候华北的兵力密度,平均一平方公里为0.37人,每个师团被平均分散配备在约二百个地点。”华北的二十七万日军和十四万伪军中,除了守碉堡和据点的之外,还能有多少兵力投入机动作战?如果运用运动战方式与日军作战,日军势必会在守据点和机动作战两者之间陷入疲惫艰难之中,这不正是看似强大的日军的弱点吗?

数万人聚集在一起大吃野战食品,这是一个何等怪异的场面?

在一系列反共事件发生之后,朱德代表中共中央给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发出一封长电。电报的抬头十分壮观,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的所有要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院长孙科、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副院长覃振、西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程潜、国民参政会诸位参政员、中央党部各位委员和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们。而电报的签署者也颇为壮观: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委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委邓小平,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纵队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以及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

“健壮男子”们,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侦察员。

给八路军总部的回复是:这是敌伪的反间,勿信谗言。

蒋介石阁下:

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一二九师集中兵力发动了“讨石战役”。

四月中旬,日本人等来了重庆的正式反馈:鉴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鉴于重庆军政内部对谈判存在相反意见,更鉴于中国共产党“收复失地”的坚决立场,日本方面必须重新考虑承认“满洲国”和在华驻军等条件,不然谈判难以继续下去。

八路军决定把石友三这个汉奸连同他的部队消灭掉。

身处乱局之中,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忧患就是国民党方面可能的对日妥协。反复权衡利弊后,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用决死的作战才能在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一刹那”,对逐渐弥漫的对日妥协风潮起到警醒、遏制乃至阻止作用。

更感吃惊的是日本方面: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好像曾经积极协助八路军。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地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日即行转移。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其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重。因此,任凭如何拼命追击,也难以取得大的战果。

六月四日,在“澳门市郊一家像凶宅一样的空房子的地下室”,显然“更为郑重”的会谈“每晚点着蜡烛进行”。日本方面代表“出示了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委任状,重庆方面出示的委任状内有委员长蒋介石的签名,在军事委员会信笺上盖了该委员会的大印和蒋中正的小印”。让日方感到意外的是,那个“宋子良”突然间叫“宋士杰”了,说“宋子良”是他的别名。日方对“满洲国”问题态度十分强硬,因为板垣征四郎定下的原则是:“承认满洲国是日本的绝对要求。”重庆方面表示,蒋介石有实现和平的愿望,愿意克服国民党内部“错误的对日观念”,特别是在反共问题上国民党内部是一致的。因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鉴于中国方面的诚意,日本方面应该放宽条件。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协议,但同意“举行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会谈”,以便“一举解决”所有谈了又谈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三、此时破裂,十八集团军之力量尚小,在策略上中央尚可作为地方事件,逐次解决,若将来破裂,中央即少回旋余地。

余深信此次会谈,定可奠定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

五、昼间行军,应距其驻地十里(最小限制)。

除了阎锡山之外,在共产党抗日武装创建的各个根据地内,国共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特别是阎锡山进攻八路军和新军时,蒋介石竟借机命令朱德和彭德怀放弃太南和太岳抗日根据地,同时命令位于中条山的范汉杰、位于太行山的庞炳勋、位于豫北的朱怀冰和孙殿英等部北上,位于冀南的石友三、位于冀鲁豫交界处的高树勋等部西进,割断西北与华北抗日根据地之间、西北与江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系,以达到日军“肃正作战”没有达到的目的。蒋介石命令的这些国民党军队,除范汉杰的部队外,后来都成了清一色叛变投敌的伪军。朱德和彭德怀只有命令八路军各部队坚决保卫得之不易的抗日根据地。

四、昼间联络法用识别旗(或白旗)左右摇动,夜间用红电筒联络“纵灭”。

对于阎锡山向共产党武装发动的进攻,蒋介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意图是:趁阎锡山与共产党武装打成一团的时候,把中央军的势力布防进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命令程潜去山西,名义上是与阎锡山交换反共意见,实际带有“考察晋绥军内部情形是否仍伏危机”的任务。接着,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将领胡宗南直接提出,拟派两个军东渡黄河“增援晋军”。阎锡山即刻识破了蒋介石的企图,当即命令进攻共产党武装的部队迅速撤回原驻地。

抗战以来整个华北在先生的英明领导之下,创立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了进步政策,使抗战各军团结一致,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功在国家,万方敬仰。八路军久隶屏蒙,获有某些进步,亦无非受先生之赐。目前国际形势日见有利于我之抗战,国内关系虽有一班不明大义幸灾乐祸分子,进行挑拨离间,然深明大义者固居多数。近来山西境内发生某些不幸事件,然取势所趋,终必和平解决,由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

第三,你们今天毕了业,以后派到部队服务,如果自以为做了一个官,不仅少尉中尉不乐意就任,就是上尉少校似乎都还不能满足个人的欲望,那你们存了这种做官心理,就无异自承做了士兵以外的一种特殊的军阀。由此一念,就要使你们在精神上和起居行动上一切生活完全与士兵脱离,这样断断不能达成革命的任务,更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须知我们官长的生活和事业,完全系之于全体部属与士兵,你的生活既与部属士兵脱离,那他还能信仰你、服从你吗?你的部下还能敬爱你这个官长而不和你疏远吗?现在一般军队最大的弊病就是在此!

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持续了四十多天。这一期间,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战斗,日军付出了伤亡代价,八路军和抗日民众也伤亡惨重。特别是日军为“摧毁共军生存条件”而实行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受到巨大的摧残:日军进入根据地“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屋就烧。和顺县石拐镇先后被烧了五次,村庄成为一片焦土;在平西马家庄,日军将百姓逼到一所大房子里,一把火烧死二百九十多人。仅太岳区沁源一个县,就有五千男女老幼被日军残杀,在沁源县城,仅姚家院一处就烧死一百三十七人;在韩洪镇,日军把丛山中搜出的躲藏群众四百多人集中到龙王庙内,一齐烧死”。鉴于日军已经进入到根据地,八路军依据“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转至日军占领区进行袭扰,继续打击日军恢复的据点和交通线。

在“曲线救国”论的掩护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密切接触,甚至联合日伪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一九三九年六月策动的“深县惨案”,一次就残杀八路军四百余人。国民党山东第十二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八路军团以下官兵五百余人。仅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九十次,杀害八路军官兵及抗日游击武装一千三百五十人。

四月二十八日,蒋介石在成都中央军校给即将毕业的军校生训话时,滔滔不绝地列举了中国军队军官队伍中的种种恶劣表现:

一九四〇年三月七日夜,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一开始就进入了三个最为重要的议题:中国抗日问题、承认“满洲国”问题以及共同防共问题。日方代表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抗日政策,重庆代表没有反驳,说如果实现了和平自然就不抗日了;关于承认“满洲国”,重庆代表没有断然拒绝,但要求这个问题拖延一下再说,理由是如果中国承认“满洲国”,势必损害国民政府的形象,会失去国际上的信任和援助,所以最好待条件允许时再谈;关于“日中经济合作”,双方一致认可。只是,在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上,重庆代表没有表态。

乙、职等决定组织百团兵力,对正太线进行大规模之进攻战,长期截断该线交通,以至彻底毁灭该路交通;同时对华北各铁路亦予大规模之破坏与截断。

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认为,他的部队之所以伤亡惨重,是因为八路军不但得到民众的支援,且其游击作战时能够“轻如猿猴”: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接到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写来的一封亲笔信:

一开始并没有“百团大战”之称,作战计划的名称叫“正太路破袭战”。

总之,此次战争,对外即为长期抗战,对内即须巩固政权。如此,乃能操最终和战之局,而导国家于有利。假使在战争过程中,顾虑当前之影响,忽略最终之结局,而听任共党势力自由扩张,将来必大受牵制。

这场艰苦的大战,便是“百团大战”。

独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俗称“鬼节”)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八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共军某部的参谋长。

但是,第二天,“宋子良”变卦了:蒋介石不同意与汪精卫见面,只同意与板垣征四郎单独会晤。

六、在黄河以南行动,应在日没前,不得在午后八时以后。

九月四日,蒋介石向朱德、彭德怀发出嘉勉电:

五月十八日,日军对中国空军各机场实施了连续突袭。二十六日开始轰炸重庆广播电台、报社和钢铁厂,二十八日的轰炸目标是兵工厂、机场和市中心。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的三十二架战机,投弹一百九十枚,轰炸了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一带的平民区,造成包括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在内的上千名平民伤亡和千余间民房焚毁。六月十一日,日军的炸弹落在重庆市中心,包括苏联大使馆、德国和法国通讯社在内的大量房屋被炸毁,上千平民死伤。十二日,日军出动一百一十一架战机,对前一天被毁的城区进行再次轰炸,重庆著名的古寺长安寺化为灰烬。二十四日到二十八日,日军连续出动一百多架战机对重庆进行反复轰炸,“一波波的空袭通常长达八九个小时”,其中投掷的燃烧弹达一千余枚,日夜不断的熊熊大火席卷重庆全市。

八路军总部决定在抗击日军反击的同时,进一步在正太路两侧实施破袭作战。

对于中国历史来讲,这是一个危险时刻。

这是一个让南京伪政权很是惊恐的消息。

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奸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群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东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十七个师团,占总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军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达四万。全军二十二万人,月饷不过六十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二元七角二分。而币价跌落,实值十五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六角七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则至今三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我八路在晋绥,在河北,在察热,在山东,收复沦陷区,建立根据地,屏障中原,保卫西北,天经地义,至迫切,至正当也。而论者谓为非是,必欲破坏之,昨日败军之将,丧地之官,望风而逃,惟恐不及者,今日貌堂皇,声罄款,戟指而骂,挥军而进,从八路阵后打入亦谓之“恢复失地”,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游击队,取消我民众团体,杀戮我工作人员,百端磨擦,必欲同归于尽而后快,古今奇事怪事,又有奇怪于此者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之后方也,区区二十三县,至今不予法律上之承认。且点线工作布于内,大军包围发于外,今日袭一城,明日夺一县,亦谓之“收复失地”,更谓之“打倒伪边区”,“消灭伪八路”。警报纷传,后方不固,磨擦事件,百次千回。而我前线犹死撑硬打,一步不退,八路亦可谓无负国家民族矣。咸榆公路,陇海铁路,八路必经之交通线也,三民主义青年团,拦路劫人。特务机关,关卡林立。凡赴八路之青年,一概阻拦,设立招待所,谓之“唤醒盲从八路者”。抗大学生,无走路之自由权,一经被劫,再无踪影,勒写悔过书,绑入干训团。青年何辜,遭此荼毒。甚且盗窃八路军车,伪造八路护照,物证具在,可以复按,如此例他,他可知矣。此等行为,伤国家之体制,毁中央之尊严,法纪坠地,贻笑万邦,其不可为训,亦彰彰明矣。特务机关,恣意横行,勾引八路与共产党人员,立有赏格,上级二百元至三百元,中级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下级四十元至一百元。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厉行破坏,则用无数万之金钱。在湖南则有平江惨案,在河南则有确山惨案。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不足,继之以《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又不足,再继之以《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开训练班,上磨擦课,“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山雨欲来风满楼,意者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祸乎?然而我八路历千辛,冒万苦,忍辱负重,不敢告劳者,大敌当前,抗日第一,为国家民族负责,寄希望于光明之前途也。抗战两年半,全国事实昭示,军事有进步,政治无进步,贪官污吏,到处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彼辈发囯难财,吃磨擦饭,黑暗重重,屈指难数。而官官相卫,壅于上闻,此亡国之气象也。古人有言,“大官不言,则小官言之”。今且污辱及于苦战之军,纷扰及于后方之地,阻挠及于交通之途,此而隐忍,则国家民族危矣。凡此将士之呼声,德等未敢充耳不闻,默然不告,诚以如此下去,绝不利于抗战,绝不利于团结。再四思维,惟有请求钧座派遣陈主任诚,亲临前线,实地考查,究竟伤亡几人,俘获几事,复地几里,攻战几回,后方之纷扰几端,道路之阻挠几次,倶可一览了然。陈主任贤者,维护前线将士之心,至深且切,必不惮于一行。德等恭候莅临,如旱望云,如饥望岁,钧座一纸遣之令,陈主任欣然命驾必矣。如此则流言可销,诬谤可止,纷扰可靖,阻挠可息,奸人可以敛迹,正气可以伸张,而前线与后方团结一致,抗战之胜利可期矣。所有请派陈主任诚到前线考查职军情形,以雪冤诬,杜磨擦,固团结而利抗战一节,敬谨上呈,是否有当,敬祈裁决示遵,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毛泽东的信令阎锡山尴尬无措,同时又“不胜感谢”。

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七月二十二日,重庆方面与日本方面达成会谈备忘录,即蒋介石与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面。前提是:日本首相要给蒋介石写一封亲笔信,明确废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可以想见蒋介石看到这封电报后该有多么惊愕。

五月十三日晚上,双方代表再次开始了谈判,谈判的主要内容还是“满洲国”问题、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以及共产党问题。关于共产党问题,章友三向日本方面暗示了这样一个信息:在不久的将来国民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讨伐共军”。

对于承受着战争之苦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的电报无异于最后通牒式的劝降书。

“曲线救国”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

日方强硬的表态基于一系列原因:首先是日本已与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德国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国轴心协定》。《协定》规定: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德国和意大利也愿意承认日本在“东亚新秩序”中的统治地位。三国法西斯联盟约定“受到非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参加国的攻击时”,“彼此应运用政治、经济及军事手段互相援助”。其次,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组阁时,任用了一批军国主义的强硬分子。新任陆相是东条英机,新任外相是松冈洋右,松冈洋右上任后便大放厥词,说“法西斯主义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日本发展”。至于日中之间的战争,必须打到底,因为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首先必须力图确立日、满、支大东亚共荣圈”。最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方面认为,中国的战事很可能因为中国抗战力量内部的分裂从而令日本赢得胜利。

在阎锡山最痛苦的时刻,共产党人主动接近了他。

“克难坡”距吉县县城三十公里,坡下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小渡口,黄河水奔腾而下,直泻壶口瀑布。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就驻扎在这里。阎锡山在黄土山坡上挖出上千孔窑洞,用于公共场所的大窑洞都被他取了名:“实干堂”“乐干堂”“合谋堂”“克难室”等等。虽然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阎锡山的实际辖的只有吉县、乡宁、汾阳等七个完整的县以及临汾、介休、离石等十几个不怎么完整的县。辖地的北面是共产党区域,东面是日军占领区,南面有蒋介石的中央军部队——阎锡山说自己做梦都会有一种深陷包围的恐惧。更主要的是他的晋军——他称之为旧军——已经所剩无几了。晋军在忻口会战和太原会战中损失严重,虽仍保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实际上不少部队徒有虚名。在统一战线旗帜下产生的山西抗日部队和牺盟会,相对于阎锡山的“旧军”而言,被称为“新军”,这些抗日武装却发展迅速。在阎锡山统辖的七个行政区中,由新军政委兼任专区专员的有四个,一百多个县长中半数以上由牺盟会会员担任,新军的人员和武器均超过了阎锡山的旧军,为此他颇有一种大权旁落的失落感。

首先向共产党人发难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

七月二十二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作战意图、战役组织、兵力组成和战役准备要求。着重说明:“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的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八路军总部拟定的战役发起时间为八月十三日以前。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四日,日军全面撤退。

日军战史记录了该部被全歼的经过: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的指挥下,组织起二十个团,分段破袭山西境内同蒲路北段及晋西北地区的主要公路。二十日晚,该路段日军最大的康家会据点遭第三八五旅袭击,八路军官兵毙伤日军百余人,继而袭击了丰润和大庙。独立第一旅袭击岚县等地的日军据点,伏击了日军的增援部队,彻底破坏了公路。独立第二旅七一四团攻克日军阳方口据点,歼敌百余,切断了同蒲路。同时,新军暂编第一师攻入五寨县城,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切断了汾阳至离石的公路,攻入日军的王家池据点。第三五九旅的七一七团袭击了柳林,太原至汾阳的公路被切断。

为给中国抗战中枢造成更大的恐慌,日军计划对重庆实施三千架次的轰炸,对邻近的成都实施两千架次的轰炸。参战部队有:陆军第三飞行集团司令部所属飞行第六十、第四十四战队,独立飞行第十、第十六中队,武汉地区的航空部队、通信情报部队以及气象部队;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所属鹿屋航空队、高雄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所属第十、第十二航空队以及第十四航空队的华中派遣队。上述作战飞机分别集结于武汉、孝感、宜昌和运城机场。五月十三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作战命令:“密切协同进攻内地,以挫伤敌人的抗战意志,压制敌之军事、政治中心的航空势力,然后摧毁其主要设施”。攻击目标是“重庆、成都及其附近之敌航空势力”和“重庆及成都市区周围潜在之敌军事及政治主要设施”。

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以其所发生的历史节点的至关重要,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其他将领低头交谈或看文件。委员长却坐在木椅上全身挺直,双臂环抱,背部离椅背有十五公分距离。他闭目养神。从来没有人见过他放松、低头走路或两腿交叠。他动也不动。头顶上炸弹爆开,防空洞里其他人不免抬头张望。他们嘴巴张开,有人竖耳倾听。蒋介石则不然。他脸上的表情是压制的愠意,仿佛努力不去听无聊的演讲。他两眼直视,不动如山。

美国记者韩素音在日本人歇斯底里的轰炸中,见到了和他的幕僚们一起躲在重庆防空洞里的蒋介石:

无法得知日军对这支奉汪精卫密令去与共产党武装打仗的国民党军是否予以了配合。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兵力有限,武器简陋,没有接济,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前线均处在与日军、伪军或国民党军敌对的境遇里。因此,共产党方面完全可以预料主动发动大规模攻击的艰难程度,尽管值此抗战历史重要的“一刹那”必须发动这样一场苦战。

双方代表再次回去各自汇报。

一九三八年,晋南重镇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守山西吉县,在日军的进攻中曾一度西渡黄河跑到陕西的秋林镇。一九四〇年,他从秋林镇回到吉县的南村坡,名曰自己在“向敌推进”。他把村名改为“克难坡”,把他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改名为“克难城”,还把他重回山西的这一年命名为“克难年”。阎锡山在“克难坡”一待就是五年,没有向任何方向再推进一步,直到抗战胜利。

事实是:一九四〇年酷夏,蒋介石确实在与日本人进行看上去颇为正儿八经的谈判。在这一刻,历史进程哪怕有一丝闪失,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此时的中国,无法预料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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