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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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战后重返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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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十三章 战后重返IBM

父亲不辞辛劳地向那些服役的IBM员工给予支持。除去军队的薪资以外,每个参军的员工还能在IBM领到相当于平时四分之一的工资;每到圣诞节,父亲会给每人送去一个装着食物和礼物的包裹;他还时不时给大家寄件毛衣或手套什么的。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爱国之心,部分则是出于商人的精明——他希望那些熟练工将来能回IBM工作。我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了IBM的战时工资和爱心包裹。还有公司的内部报纸《商业机器》,不管我身在何处,每周都会送抵我手中。这份报纸上满是IBM如何支持美国参战的消息。此外还会有父亲在彩旗环绕中为又一个新工厂剪彩的照片,剪彩现场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剧院的乐队和女歌唱家助兴。

“先生,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但我从阿诺德将军那里带来了一个口信和一架飞机,不知我是否能为您效劳?”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肯定父亲是否为我重返IBM扫清了道路。但那年春天我到IBM大概转了转的时候,能够看到高管职位的潜在竞争并不大。IBM正在迅猛发展,但纽约总部的经理办公室却空得出奇。许多早年间同父亲一起打拼的老员工已经退休,而父亲并不着急找人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战前公司里有一些50岁左右,聪明能干、进取心十足的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谋求那些高管职位。但我这次回来时,那些“热门人选”都走了——跳槽去了别处或是自立门户了——接替他们的人毫不起眼。我从未找出这些变化的真正原因——当时我真的以为那是天助我也。我记得当时自己想道:“也许我在这儿大有可为呢。”

之后我又跟随琼斯将军作了一次长途出行,巡视整个南太平洋战区。1945年8月中旬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一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打瞌睡,半梦半醒间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英国口音宣布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跑到大街上,同一个澳大利亚护士跳起了舞。5年的军旅生涯,4年的战争岁月,现在胜利来临了!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听到它时我油然而生一种美妙难言的感觉,让我直觉得膝盖发软。到中午时分我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已经挤了18个人,大家都在唱啊跳啊。旅馆前面的街道上拥满了欢呼的人群,我只看到很少一些人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也许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挚爱,明白这次胜利的得来有多么不易。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午夜时分从夏威夷起飞直奔旧金山。我坐在驾驶座上,琼斯将军在一旁睡得很熟。

她的回答更让我坚信布拉德利的话没错。我加入陆军航空队后的变化之大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的态度端正了、能力提高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个人魅力:能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只要我事先花时间把事情思考清楚了。这都是我在布拉德利手下工作时发掘出来的优点,他就是我走向自信的桥梁。

“将军,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将去联合航空公司当飞机驾驶员。”

你比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要求稍高,又不能高到让人觉得你是个爱挑事的家伙。如果一个团队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特别紧张的工作,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应该让他们放松一下:请他们所有人带着家眷出去喝上一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工作量很小,那就得让他们忙上一些日子了。

罗斯福总统最后将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派了出去,这时驻苏联大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大概五六个月。不过我当即就敏锐地觉察到是什么原因,使布拉德利被排除在这项任命之外——他有些贪恋女色,所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们反对他出任这一职位。

尽管如此,二战依然使IBM获益良多,它将IBM推至真正企业巨头的行列。战争期间IBM的利润比例没有提高,但销售额却翻了三倍——从1940年的4600万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4亿美元。战争还让父亲看到,IBM能够做到快速扩张同时不失自己的特色。只需要几个从恩迪科特抽调来的熟练员工,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上2000个新人,向他们灌输IBM的价值观,让他们很快投入生产。他对这支他称之为“农场工人、小职员、艺术家和教师”组成的生产队伍非常自豪。这一成功将父亲的胃口刺激得更大,以至于在1944年他表示当战争结束和平时期来临时,他也无意让IBM的生产规模缩小到战前水平。

“非常愿意,陈纳德将军。”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会提出调动申请的。”如果那一申请得以通过,我也许一辈子就待在空军部队了。但大概一周之后“叮当威利”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心中另有盘算。“我接到一份请调你的申请,”他告诉我,“不过我打算拒绝,因为你在这儿实在太重要了。”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飞往美国各地执行各种督察任务,每隔一周或十天后就会回到奥莉芙的身边。我们在弗吉利亚的乡下租了一幢小房子,第一次真正地共同生活。出差之后,回家的感觉特别美好。我总是将飞机压得很低,从我们家的屋顶上方掠过。等我在博灵机场降落,将飞机入库停好时,奥莉芙已经开车到机场大门口等着我了。后来我们在更靠近城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这样我不在的时候奥莉芙就能找人说说话了。我们附近也住了一对夫妇,埃利奥特・诺伊斯(Eliot Noyes)和莫莉・诺伊斯(Molly Noyes)。埃利奥特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当时正参与航空部队的滑翔机设计计划,他后来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工业设计师之一。他眼镜的镜片犹如啤酒瓶底那么厚,以至于我在得知他也开飞机时着实吃了一惊,不过我猜想航空部队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当时滑翔机驾驶员实在太难得了。

在放弃等待罗斯福电话的希望后,布拉德利前去找空军指挥官哈普・阿诺德(Hap Arnold),以求另外的职位。阿诺德让他出任新设的空军监察员一职,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总监察。这意味着布拉德利成为解决疑难问题的总指挥,当时美国航空部队在世界各地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布拉德利让我接着担任他的专机驾驶员,并为我安排了一个技术监察员的职位,主要职责是到各个空军基地巡视,看看飞机是否得到良好的维修保养。尽管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常驻华盛顿,远离战场前线,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自从我们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奥莉芙情绪一直非常低落,我想多陪陪她。

次日我在机场等到他,他非常友善,怎么看也不像个咄咄逼人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西装——他非常喜欢穿白西装——戴了顶草帽,脚穿白色鞋袜,完全就是个整洁优雅、穿着考究的小个子中西部人。他夫人带着他女儿玛格丽特前来为他送行,她们也非常随和。我带她们参观了那架B-25飞机,然后杜鲁门向家人道别,我送他前往芝加哥,这让我非常激动——我为自己驾驶的飞机载着一位美国参议员而倍感骄傲。当我们在途中的机场降落休息时,我问他能否占用他10分钟时间。

我们走进一家廉价小餐馆,餐馆里苍蝇乱飞,纱门积满油烟。我们要了咖啡,然后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回答说:“先生,航空队的确在保证军需品生产良好进行方面有所纰漏,但您的委员会穷追不舍地对我们进行公开指责,这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我带给您的口信是,您能否稍微关注下其他的勤务部门,稍后再来看我们的表现?”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大惊小怪。他回答说:“从我掌握的消息来看,你们部门的工作做得最差。不过你回去告诉阿诺德将军,我收到他的口信了。谢谢你。”我将这一答复带回了华盛顿。

将军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很多工作,并将完成的工作写成详尽的报告。我越来越自信,而且还能不断鞭策自己。时不时会有某个满腹怨气的人对我说:“哼,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来航空队不过区区4年,我已经在这儿待了15年了。别以为你能指手画脚!”在五角大楼,最开始我同许多人相处得并不融洽——那些人是满脑子只想着在官场钻营的年长军官。但随着认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我意识到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同几乎每一个人处好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同你一起工作的人,最好不要表现出来。我懂得了要想做个好领导,就得学会掌握某种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你对下属的驱策要达到那样一种程度:

我总是回绝父亲让我去恩迪科特参加庆祝活动的邀请,我同布拉德利将军共事得越久,就越想将空军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们离开苏俄时曾预想很快会回去帮着监管西伯利亚航空运输计划的运作。但苏俄方面突然将美国摈弃于此事之外,同时布拉德利的军旅生涯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42年圣诞节后的一天,我正同他待在五角大楼,白宫突然打来电话。布拉德利将军被要求前去面见当时总统罗斯福最得力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接着霍普金斯转向布拉德利。“你可能认识海军上将斯坦利,我们驻苏联的大使,他马上就要离任了……”

我问卡朋特:“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们抵达阿萨姆峡谷时,雨季正好来临,但每天的飞行依然照常进行。飞机每天在压顶的乌云和瓢泼的大雨中起飞降落,航行足足16个小时。参加“驼峰航线”的飞行并非我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但一有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关于这条航线的可怕和艰难我已经听说得太多,我觉得不管是对我本人还是对军方而言,都理应了解参与这条航线的飞行员们究竟面对着什么。

我们在昆明降落,着陆的那条跑道被日本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劳工们不得不日夜劳作填补那些大坑。我们将运来的汽油交付,然后卡朋特带着我去了机场边上一家非常简陋的餐馆。伙计是个中国人,他一看到我们进来就开口说道:“爱哥思,爱哥思(Eggs)。”

阿萨姆峡谷有六个飞行站,跑道都以砾石铺成,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六个飞行站中只有一个是战前就开始部署的,其余都是1942年“驼峰航线”开通后才铺设的。我们还见到了更多仍在建设中的飞行站。建设机场的都是当地居民——从茶园征募来的一家子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施工设备。女人们用铁锤将大块岩石敲成碎块,那就是铺设跑道用的材料,你能看到她们用顶在头上的篮子将那些碎石运到工地。跑道原始简陋、崎岖不平,在飞行员眼里却是十分亲切。一些飞行站看起来散漫无章——草草搭建的营房,工作人员的发病率相当之高——但它们已经成功地运输了数千吨战略物资。为了保证飞行,机师们必须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以期使飞机的状态保持在一定程度,但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夜以继日地努力着。我见过他们顶着烈日在大约40°C的高温下更换飞机引擎,也见过他们在狂风骤雨中对飞机进行大修。

总的算来,在我从军的5年之中,我已经飞了大概2500个小时,其中有1500个小时是在海上或靠近敌占区的地方飞行。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飞在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翻卷的积云散开,一轮圆月徐徐露出皎洁的面庞。我坐在那里,听着某个火奴鲁鲁电台播放的交响曲,身后传来飞机引擎柔和的哼鸣声。我想,此情此景奥莉芙一定会非常喜欢。

我们必须自己抬担架,因为此地的士兵意志相当消沉,完全帮不上忙。那些伤员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让我揪心的——一个瘦瘦的金发男孩带着困兽般的神情,他与自己的队伍失散,在丛林中游荡了好几个星期;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男人腿部受伤,疼痛难忍,却一直用微笑和言语给其他人打气;其他那些腹部受伤、头部重创及患上丛林热的可怜人则在挣扎着与死神抗争。热烘烘的座舱内恶臭难闻、苍蝇乱飞——我抑制不住地干呕,最后不得不走去飞机前部的战斗舱,离开这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方。那天我们飞了两趟,将28个伤员撤至安全地带。看着这些人,我终于明白,为何那些飞行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飞越这些地狱般恐怖的航线。

那是一次医疗运送任务,我们将沿着一条新开辟的航线翻越重重高山进入缅甸。这条新航线与利多公路管理层。我收到了帕特森的回信,上面写道:“战争结束时来找我。”接着尼科尔发现了一个叫作奥斯本的年轻人,他发明了用于水上飞机的浮筒。当时水上飞机很受欢迎,奥斯本的生意看起来大有可为。他的公司叫作伊多浮筒公司(Edo Float Company),让我惊讶的是,当我提出买下这家公司时,父亲丝毫没有表示反对。他完全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但尼科尔急切地在IBM之外为我找寻工作的举动,让我不禁怀疑自己似乎正在放弃什么,不过这也许正是父亲刻意营造的效果。

同我一起执行此次任务的驾驶员是泰勒中尉,他告诉我,他因为在黑市出售香烟而获罪,受到的惩罚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再飞一年。我们起飞时的天气要是在和平时期肯定会被认为“无法起飞”——云层距离地面只有三百英尺距离,能见度只有一英里。他和他的副驾驶载着我们飞过第一处山谷时,飞机的高度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是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来看,我们正在海平面以下飞行。唯一让人安心的是泰勒总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知道我们身处的位置。每过几分钟他就会告诉我前面有条路或是有个村子,而事实正如他所言的一般。不过正当我们穿越山隘最狭窄的一段时,浓密的大雾围上了我们。我们的飞机距离地面只有一百英尺,我确信大难临头了,于是在泰勒的座位后面蜷着身子仰面躺下,绷紧肌肉等待撞机的时刻到来。这时泰勒开口了:“你在干什么,你还想活下去吗?”我们在大雨中翻越了最后一道山脊,接下来的云层开始逐渐上升,升到了大概四百英尺的高度,我们能够顺利的在云下飞行。下面有个浓翠欲滴的平坦山谷一掠而过,我还注意到沿途有许多被击落的DC-3型飞机残骸,这可一点都不能让人安心。最后我们开始盘旋,我问道:“你怎么分辨出哪儿是交火地带?”

次日,我发现自己正在电话簿上找寻IBM驻罗马办事处——在这里它被称为“意大利沃森公司”。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必须到那里去看看情况如何。办事处就在旅馆附近,地理位置绝佳。它看起来像是关闭了,门上有个大大的牌子写着“IBM财产,美国纽约”。不过大门没有锁,我推门进去,穿过空空荡荡的产品展示厅,走进经理办公室。此处的经理是朱塞佩・萨马鲁吉(Giuseppe Samarughi),以前我曾在纽约见过他一次。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接着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开口说道:“很高兴你来了。也许你能帮帮我们。”那是个美国少校,叫作哈里・里特布什(Harry Ritterbush),以前在IBM的纽约办事处工作,现在负责整个地中海战区的穿孔卡片档案记录事宜。他告诉我,自从罗马解放后他就一直试图照看这个办事处。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地区的顾客仍然不断将租金寄来,但同占领区当局打交道却非常令人头疼。像罗马所有的企业一样,“意大利沃森公司”也被美国军管处接管,他们不让萨马鲁吉先生正常经营办事处。

我原来可以继续提出调任申请,但就在这段时间我想办法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另一次前线飞行任务,它给我留下的阴影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杜鲁门那时还是个参议员,担任着参议院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战时军用物资的采购事宜,当时正有点把矛头对准航空队的意思,因为航空队在管理飞机制造厂的运营方面做得不是很得力。比如委员会去参观某个轰炸机制造厂,发现飞机因为某个部件供应短缺而不得不滞留在生产线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杜鲁门会在报纸上措辞激烈地指责航空队。

其实我并没有实权,但萨马鲁吉和里特布什看起来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也许当时我整个人已经变得更为果决,抑或在那一刻我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好了回到IBM的准备。不管怎样,我径直走去军管处,向负责人提供担保,证明IBM的设备属于美国而非他国财产。我待在那里,直到军管处终于松口同意将管理权交回萨马鲁吉手中。接着我让萨马鲁吉全权负责整个意大利的事务,直到米兰被解放后再交接给IBM驻意大利的正式负责人。萨马鲁吉对我非常感激,送给我一把伯莱塔手枪以作纪念。那是意大利军官携带的一种小巧精致的武器,虽然我一念之间想到了像这样的手枪曾被用来射杀过美国士兵,但我还是收下了它。

为军队和国防部军需部门生产穿孔卡片机就已经会让IBM的工厂满负荷运转。而IBM还被交予生产军械的任务——装备在战斗机上的机关枪、步兵卡宾枪、轰炸瞄准器、防毒面具以及三十多种其他的军用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父亲在波基普西市建了一个新厂,同时将IBM在恩迪科特的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在战争中期,IBM工厂三分之二的生产能力全部投入到生产军械设备中去了。

“嗯,很好,明天我要去芝加哥。上午10点,你在独立镇机场等我。”

24小时之后,我才打定主意,马上开始计划一趟纽约之行。我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我想在某个工作日到你那儿去见见公司的人,因为不瞒你说,我也许会回IBM,只要你愿意要我。”当然了,他等我这番话等了好多年了,虽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很乐意,儿子。”但我还是能透过电话线听到他声音里的热情和喜悦。

他真是个蠢货,他的回答是:“我以为是将军让我那么做的!”

他回答说:“当然了。”

1945年春天,我回到华盛顿。布拉德利将军当时已是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副总裁,正在华盛顿出差。我将他邀请到我的公寓同我和奥莉芙共进晚餐。我在五角大楼等他,之后开车带他回我家。他退休已经一年多了,这段时间我们只交谈过寥寥数次。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春日傍晚我们在路上的谈话——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战争期间,我基本上和IBM没什么干系。每年我会同父亲见上几面,但我们从不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只是要避开IBM并非易事,因为当时整个军队的运转都开始依靠IBM穿孔卡片——战争的规模开始变得如此庞大,战况错综复杂,所以簿记工作必须在战场上即时完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曾去过某个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太平洋环礁岛,那里我发现了一部制定军人薪资表用的便携穿孔器(这是我弟弟迪克的发明的,当时他是陆军军需部队的少校,他想出这个将穿孔卡片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以便在战区使用的主意)。IBM的穿孔卡片记录着轰炸结果、伤亡情况、战俘人数、人员调动以及军需供应。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用穿孔卡片记录的档案,从入伍、分配、军训、服役直到退役,穿孔卡片将纪录下他全部的军旅生活。还有许多绝密的任务用到IBM的机器。中途岛海战之前,IBM的设备被用于破译日方密码,以便搜捕海上的德国U型潜水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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