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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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IBM进入电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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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十八章 IBM进入电子时代

20世纪40年代末,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实验性计算机的报道,这些计算机有着古怪有趣的名字,像是BINAC计算机定价,于是帕尔默带着手下人算了一下购入真空管将要花费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增加50%,得出一个数字:此种计算机的月租费应为8000美元。随后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拜访了他们之前去过的所有那些国防实验室,大力推销“国防计算机”,宣传它的全新功能。客户们非常踊跃,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接到11份订单,此外还有10个潜在的客户。有了订单在手,威廉斯和我便有底气将项目计划书提交给我父亲,他没提任何问题就批准了。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我和父亲在关于电子技术的问题上从未达成一致,这都是因为那次他把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叫去办公室所导致的。不过这样的事情也就那么一次,事实上,父亲和我唯一没有争论过的重大问题就是电子技术。这挺奇怪的。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就算我不曾大力推进此事,父亲最终也会将IBM引入电子时代,因为他对运算速度也很着迷。在国防计算机的计划尚未提出时,父亲参观了他资助的一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那家实验室当时正在研制高速电路。父亲回来后去了我的办公室,我能看出他有多兴奋。他说:“你应该去那儿看看那玩意儿。我不清楚它是什么,不过那些家伙用它在一秒钟里做了20万次运算!”

倒不是说父亲完全忽视了电子计算机面世所带来的威胁。他只是相信,说到制造用作科学研究的大型计算机,没人能够打败IBM,而在他看来,那些新的计算机正是用作此途,他开始着手证明这一点。1947年春天——那时我还只是个副总裁,大部分精力花在销售方面——他把那些曾为哈佛研制过马克一号的工程师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想要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要是“最好、最快、最大的——要比给哈佛研制的那台机器更好,自然也要比ENIAC更好”。工程师可以使用真空管,只要真空管能让计算机跑得更快,不过父亲希望工程师们在8个月内完成这个工作。

父亲真的觉得SSEC就是最好的计算机了,其他同类产品在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事实。SSEC就好比我曾拥有的一款老式汽车,斯坦利蒸汽汽车——在它所处的时代卓越超群,却并未拥有能够最终制胜的科技含量。SSEC标志着IBM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是一群极具才能的发明家所取得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这群发明家贡献了他们的一生为我的父亲效力。他们曾设计出穿孔卡片机,IBM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获得了成功,现在他们又研制出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机器之一。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走到了通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边,却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迈进了那扇大门。SSEC是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研制出来的,其设计完全对外保密,所以尽管它大获成功,却没有改变多少IBM在技术界的形象。新一代的电子技术工程师们依然将我们视为固步自封的公司,认为我们紧抱着穿孔卡片机和过去死不撒手。

当时我们仅有的电子技术专家处于公司的边缘。他们的实验室设在波基普西市,位于一栋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乡间老宅中,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同附近IBM打字机厂的工程师们合用这个实验室。这些电子工程师们绝大多数有过参与战时国防项目研发的经验,像是雷达什么的。他们的头儿拉尔夫・帕尔默(Ralph Palmer)曾经参与过国家安全局前身的机密项目,研制电子线路。1947和1948年,波基普西实验室的主要项目是改进我最爱的机器:603电子乘法器。同时这个小组还开始试制UNIVAC式计算机和磁带,但当帕尔默向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申请人力和财力支持以扩展这项工作时,那位副总裁拒绝了他。那位副总裁认为这一工作只会耗费原本可以供恩迪科特主实验室用来改进穿孔卡片机的资源。当时恩迪科特的人正对数个项目寄予厚望,他们研发出了一种能够使用巨型穿孔卡片的机器。这些巨型卡片尺寸是普通穿孔卡的两倍,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他们指望靠这种巨型卡片来留着《时代》周刊杂志社这样的客户。

沃利大吃一惊,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们任命他为工程设计部的主管。麦克道尔的前任保留了副总裁的职位;讽刺的是,将负责工程设计部的职责从他肩上卸下好像反而让他浑身轻松了许多,他成为了电子技术研发工作的积极鼓吹者和强力支持者,特别是在晶体管的应用方面。与此同时,麦克道尔开始了大规模的招聘工作。一开始IBM想要吸引顶尖的电子技术人才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我们不能说:“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我们的定位更多是“来听听我们打算做什么”。不过我们还是招聘到了不少人,因为我告诉麦克道尔,只要来应聘的人有那么一点点可靠迹象表明将来能干出点成绩,就来者不拒。我对于应聘者来自何处也全无要求。所以他网罗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美国人、欧洲人、埃及人乃至印度人。一些有着同我们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干起活来差点意思——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应聘者作出成绩的比率要高些。不过,在我们网罗的人才数量达到“临界点”之前,这些都无关紧要。电子计算方面的问题种类多样、数量繁多,除非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手,否则根本干不成什么事。等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才,就能对他们进行分类筛选。多亏麦克道尔的辛勤工作,在6年时间里,我们的工程师和技师数量便从500人增加到了超过4000人。

“不是的,我是说最少几百人,也许几千人。”

他提出的这个计划耗资之多达到迄今为止IBM历史之最:父亲研制SSEC的花费不过它的十分之一。我要求进一步了解此种机器,于是1951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士中,只有我和威廉斯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赫德、帕尔默和比肯施托克把他们的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这种新型计算机的示意图——用电线连接起来的一堆黑盒子,看得我实在摸不着头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迎来了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出得起这笔钱;我知道我能说服我父亲和其他的主管接受这个计划,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这种计算机对于战争制胜至关重要。我不打算征求推销员或是市场调研人员的意见,因为他们要是看到我们打算干什么的话,只会大声反对。我也没想着能同父亲讨论计划中的每个细节——因为很多细节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肯定没法回答他会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有一屋子才华横溢的技术人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过这可是一次押上300万美元的豪赌——这笔钱的数目等于IBM过去两年间研发费用的总和了。于是我对比肯施托克说:“我们开干吧。不过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把这些计划书整理一下,你和赫德带着它们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接到订单。”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自推销员方面的疑虑,我们为这种新型计算机取了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名字:“国防计算机”。

父亲表扬了汉密尔顿费心费力想出这个点子,然后把他的计划书撕成碎片。显然,他不喜欢汉密尔顿设想的机器,因为这个设计很像UNIVAC。父亲是在穿孔卡片上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本能地对磁带保持怀疑态度。

“研发过程加上制造一台样机的话,要300万美元。”他回答,“但整个项目算下来得要这个数的三到四倍。”

1948年的时候,我变得愈发不安。我的朋友雷德・拉莫特从华盛顿办事处给我寄了封信,信里写道他派了一个人参加全国各地的工程类会议。据此人报告,至少有19项关于计算机的重大项目正在进行——其中绝大部分将采用磁带。雷德说这事让他感到很是不解:“鉴于IBM在计算机设备领域的领导地位,它难道不应该积极参与该领域的活动,对所有的动态了如指掌么?”

我可不认为跑去跟父亲说穿孔卡片要完蛋了是个明智之举。他只会把我丢出办公室。我用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法子,我知道这会对老爷子管用。1949年的时候,我从公司最好的计算机系统专家中抽了18个人,组成一支工作小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在产品目录中加入磁带。改进产品的建议应该来自客户——这一理念对于我父亲来说如同宗教信仰。当然了,客户们提出的要求并非总是一致——有的希望机器更快;有的希望打印出来的东西更整洁、能复印更多份复印件;有的希望机器运转起来噪音小些——要是你紧张兮兮地想要面面俱到,下场就是破产。你需要甄别哪些改进是有意义的,而且能真正回本。这个工作组花了3个月时间研究磁带是否可行。当他们回来汇报时,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计工作而言,穿孔卡片是最好的东西了,IBM不会有磁带的立足之地。我再次作出努力,把顶尖的推销员们召集进来,向他们描绘了一番磁带的功用,但他们最后也都是大摇其头,觉得穿孔卡片更好。从他们那里我没得到任何可以拿去说服父亲的东西。

没过多久,我有了一个想法:IBM要想前程无虞,聪明的做法就是雇用电子工程师——大量的电子工程师。不管我们最后是否得通过电子计算机和磁带赚钱,IBM总归需要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电子应用领域犹如一块新开辟的战场,战线既多,战场上的形势又瞬息万变,所以我觉得一小支电子工程师“部队”肯定不够用。我们需要足够多的相关人才,才能做到“量变引起质变”。不过我的这一想法产生于父亲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之前,当时他手下那些研发人员没一个听我的。IBM的主实验室设在恩迪科特的北大街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虽然在那里工作的人有三四百之多,但其核心却是七位高级工程师,父亲将他们称为他的“发明家们”。这七个人多半是自学成才,跟随我父亲已有数十年之久。尽管实验室设有一位主管,公司里也有一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但这些“发明家”都直接向我父亲报告。父亲实际上等于“总工程师”。当他有个关于某种产品的点子,就会在这几个“发明家”中叫来一两个,把自己的想法描述一番。接着这些“发明家”就会回到实验室,试着把父亲的设想——用他们的话来说——“用金属造出来”。这几个“发明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间和助手,每当父亲有某个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他总喜欢让两支或者更多支这些“发明家”领导的工作组互相竞争。“没人能聪明到先知先觉。”他过去常常这么告诉我。父亲的这种做法很费钱,不过对改进产品而言非常有效,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办法。

不巧的是,父亲的这些“发明家”里面没一个懂电子技术的。比方说,设计SSEC的那个人就不知道要如何连接真空管,他真的是去外面雇了刚从学校毕业两三年的年轻工程师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发明家”这么多年来获得了如此多的成功,所以做起事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我因为我们缺乏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而忧心不已,他们却对我的这种担忧嗤之以鼻。那个主管工程技术方面业务的副总裁也日渐让我感到头疼。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电子工程学的学位,1930年就加盟了我们公司。他本人挺有创意的,在向科学计算领域推广IBM设备这件事上建树颇丰。当时穿孔卡片机在解决科研小问题时很有用,我们的一款穿孔卡片机在科学家中极受欢迎,甚至被称为“穷人的ENIAC”。这个副总裁的问题在于,他做起工程师来比做起高级管理人员来更为得心应手:尽管他本人对电子科技也很有兴趣,却从未真正明白这一点:IBM要想充分开发电子科技,必须在公司发展方向上作出根本转变。

在研发电子计算技术方面,IBM内部阻力重重,以至于相比之下,直接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反而来得更简单。讽刺的是,这样的机会曾经真的摆到过我们面前。1949年,埃克特和莫奇利的主要资助人在一场空难中丧生,没过多久这两位发明家就弹尽粮绝,只得来找我父亲。他们来访时,我也跑去了父亲的办公室。我之前从未见过莫奇利,所以对他很是好奇。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瘦高个男人,穿着随便,看上去好像对这次会面很不屑一顾的样子。埃克特则刚好相反,穿着非常整洁。走进办公室后,莫奇利立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脚翘到茶几上——要是他打算对我父亲表示一些尊重的话,这副样子可算糟透了。埃克特开始陈述他们的成果,不过我父亲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IBM的律师已经知会过他,想要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UNIVAC是IBM为数不多的竞争者之一,根据反托拉斯法案,我们不能并购他们。所以我父亲告诉埃克特说:“我不该让事情到这一步的,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作出任何形式的约定,要是让你们产生了这种想法,会很不公平。根据法律,我们已经被告知我们不能那么做。”埃克特很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站起身来,说:“不管怎么说,感谢您花时间见我们。”莫奇利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他没精打采地跟在站得笔直的埃克特后面出了门。几个月后,传来消息,他们的公司被吉姆・兰德(Jim Rand)收购了。我们在穿孔卡片机市场上的老对头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Rand)现在将完成6台UNIVAC机器的订单。

604电子乘法器也大获成功,这让我更加坚信电子工业的发展将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604电子乘法器同其前辈603电子乘法器一样,是为安装在普通的穿孔卡片机上设计的——就连它那笨重的、维多利亚式的黑色金属外壳都同603电子乘法器如出一辙。但这个金属外壳里面的机器构造一点儿也不老旧过时。帕尔默和他手下的人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惊人的简洁,将以前经常会烧坏或出毛病的真空管变得不再是个问题。他们将每只真空管及其配套线路安装在一个标准化的插入装置上,这种装置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大批量生产。通过这种方法,每只真空管都可以在安装到机器上之前进行彻底检验;要是机器使用过程中真空管坏了,更换也很方便。这种设计也使得我们能够在顾客开始竞相抢购604电子计算器时很轻松地提高产品产量。

他们考察了许多国防相关的领域——原子能、导弹、密码分析、天气预测、作战演习等等。他们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迫切需要高效的计算机器。因为朝鲜战争,当时美国境内弥漫着一种严峻的危机感。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五年时间,美国已经大规模裁军——士兵们退役复员,舰艇入库封存,坦克和轰炸机被切割成了废铜烂铁。当国内仅有的常备军被朝鲜战争全面牵制时,人们开始担心苏俄会乘机进攻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于是在1950年秋天,美国匆忙地进行了动员和征兵。就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四处走访时,朝鲜的局势不断恶化——11月,中国志愿军参战,将美国军队赶出了北朝鲜,美军只得困守朝鲜半岛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

我所抨击的正是父亲倍感骄傲之处。他总是告诉人们,IBM拥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工程部,他全心全意地信赖这个部门。不过他没有直接回应我的话,而是按铃叫来秘书,要求召见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大概两分钟之后副总裁来了,父亲对他说:“我儿子告诉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像样的研发机构,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是不敢太过于刺激父亲;也许他感觉到父亲并不希望他那么做。但他明明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做到两全其美。他可以说:“两位沃森先生,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对我们迄今的产品结构而言,我们的工程设计部门的确非常优秀。不过我们将来必须采用真空管和电子线路,现在我们公司几乎没人了解这些东西。”

威廉斯拿着这些数据去找我父亲。“沃森先生,”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在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父亲当时没有表态。不过第二天,他召集了一次主管人员会议,在会上他说:“先生们,我一直在想我们在研发方面的工作,我们下的工夫还不够。我希望你们回去后把这事抓起来。坐在那里的那位威廉斯先生——他是我们的‘钱袋子先生’。他可能会跟你抱怨说花费太多。不过不要听他的。我希望你们把这方面的工作做起来。”

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1950年的5月,我和父亲来到恩迪科特参加百分百俱乐部年会。户外活动日那天,我和父亲到IBM乡村俱乐部观看体育赛事。我发现麦克道尔正站在网球场边上,于是对我父亲说:“父亲,我们真的应该着手加强我们的研发工作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沃利开始。再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了。他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这是其一;第二,我觉得现在主管工程设计的那个人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远见负责这件事情。”

公司里那些老资历的销售主管和营销策划带着极端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次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那都是些在市场上久经考验的人,是IBM的核心所在。在他们看来,在穿孔卡片机就像刚出炉的蛋糕那样热销时急急忙忙地踏足电子科技领域实在很说不通。他们给我们招来的那些麻省理工毕业生们取可笑的外号,像什么“四眼”“书虫”。

我知道,最让父亲郁闷的是UNIVAC的设计。他觉得那是对我们的主营产品——IBM穿孔卡的一种挑衅。埃克特和莫奇利宣称穿孔卡片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电子设备。UNIVAC将取而代之,将数据存储在新的媒介上——磁带——当时这种东西已经应用于早期的录音机上了。这个方法基本上还没有得以实证,但几乎所有的新型计算机设计都用到了它。埃克特和莫奇利向客户们解释说,磁带同穿孔卡片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首先,用它处理起数据来速度很快——在大型计算机中,使用磁带录入和输出数据的速度几乎可以与电流的速度相媲美。其次,它很小巧。像菜盘子那么大小的一盘磁带可以储存一家保险公司一整个业务大区的保单记录,而要是用穿孔卡片的话,得用到大约一万张卡片,摞起来足有好几码高。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终于开始研制计算机。那是1950年6月,当时我父亲正在欧洲忙于建立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事情。他给杜鲁门总统发了封电报,提请将IBM的资源供政府任意使用,并指定我为此事的联络人。我将比肯施托克派至华盛顿,让他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会自告奋勇地提请政府让IBM研制一种供战时使用的计算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在我看来,要是我们能够同政府签订合同生产一些独一无二的计算机,我们就能在这个新领域中占得一席之地。整个1950年的秋天,比肯施托克拜访了五角大楼的各个部门,四处参观政府名下的实验室,走访各个国防承包商,了解他们在计算方面的需求。他随身带了一位数学家,是在1949年从橡树岭原子能实验室跳槽到我们公司的,名叫卡斯伯特・赫德(Cuthbert Hurd)。赫德了解一切关于科学计算的事情——实际上,他曾在将穿孔卡片机推广至工程实验室和工场的活动中充当了先锋。

“要是我们自己出钱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我问。

不过就像事实证明的那样,我觉得父亲是打定主意要将IBM全面电子化的机会留给我,而“国防计算机”是他让我以公司领导者的身份所做的第一次重大冒险。

为了确保SSEC获得同ENIAC一样多的公众关注,父亲将其安装在IBM曼哈顿总部一楼的产品陈列室里,只要是路经此地的人都可以一睹其全貌。要是你走的是第57大街,甚至能透过橱窗看到它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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