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帝国缔造者·小沃森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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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不可愈合的巨大悲恸——父亲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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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

第二十二章 不可愈合的巨大悲恸——父亲的离去

我返回新坎南时,父亲仍然十分清醒。他说:“噢,儿子,真糟糕,你不应该错过这场比赛的。”

我安排了一辆汽车在楼下等我,我下了楼,钻进汽车。我心烦意乱,以至于一路上身子都在轻颤。我走进法院大楼,像往常那样在那张长桌子旁坐下。因为情绪紧绷,我几乎没跟任何人说什么话。过了一会儿,父亲的私人秘书从房间后门走了进来。我想:“噢,上帝呀,父亲肯定中风去世了。”但秘书只是递给我一张从“思考”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小纸条,上面写着:

费尔班克斯机场有个陈列室,展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猛犸象牙,都是从冻原挖掘出土的。当地IBM办事处的经理到机场来接我,还带了一位工作业绩十分突出的当地推销员。机场航站楼的墙上挂了一幅地图,上面绘有俄罗斯的一部分。我为自己曾去过那里而非常骄傲,于是开始夸耀我在战时的经历,眉飞色舞地描述我们在飞机险些坠毁后被困在那里的故事。我指着地图说:“就在那里!雅库茨克!”

“早啊,儿子!”他说,“坐吧。”我坐下来等了大概一分钟,他只是埋头继续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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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和我弟弟一起回我的办公室去安排葬礼事宜。迪克和我一致认为,我们能够给父亲的最大哀荣就是将他的葬礼办得同他在世时举行的任何一次IBM大会一样隆重。我们拟定了流程,同IBM的其他人进行了商讨。首先,我们给IBM的每一处机构和父亲的全部朋友发了电报,我们通知全世界的IBM工厂停工,下半旗致哀。任何一个想来纽约参加葬礼的IBM员工都将获得准假,不过公司不报销旅费,因为这会让员工们以为公司希望他们全都去参加葬礼。我们将各界人士写给父亲的悼词以黑纱绉边,挂在总部大楼大厅的窗上,《时代》周刊以四栏的篇幅刊登了父亲的讣闻,并援引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评论:“托马斯・J·沃森的离世使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杰出的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但他更是一位伟大的公民和慈善家。我痛失良友,他的诤言始终体现出对人民的深深关怀。”

她回答我说:“我想卖掉那座房子。”她很不喜欢那所位于曼哈顿的豪宅。它太华丽了,在她看来,打理它是件非常头疼的事情。她曾为了父亲这样做,并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料理日常家务以及盛情款待各种来宾真的从不是她的兴趣所在。迪克和我把那所房子挂到市场上,不到四个小时就以开价成交。我给母亲打电话,告诉她房子卖掉了。她听到这个消息忧心忡忡地说:“这肯定是你父亲给我的讯号。你觉得他是想同我说什么?”

对你有

1956年3月华盛顿举行的一次销售大会上。那家大酒店的会议厅里大概坐了有500人。父亲到得比较迟。主持会议的人发现父亲坐在后排,便说:“我非常荣幸地宣布,今天沃森先生来到了会场。沃森先生,能请您到主席台上就坐吗?”父亲当时已是82岁高龄,身体十分虚弱,他站起身来,沿着倾斜的过道小心翼翼地朝主席台走去。人们都站起来冲他鼓掌欢呼。他们越是鼓掌,父亲的精神便越是抖擞。他的腰杆越挺越直,步伐越来越快,当他终于走到主席台前的台阶时,看上去已是精神焕发,他走上讲台的步伐如此矫健,简直给人两步并作一步的错觉。推销员们的欢呼声如此热烈,似乎让父亲在走上主席台的过程中年轻了三十岁。他扶着讲台,发表了一番非常激动人心的讲话,他挥舞着拳头,告诉与会者们应该如何利用眼前的大好机会,告诉他们IBM将会怎样前途无限。

下一些难忘的记忆——我想带他到人类文明的边缘地区,让他看看冰川、高山和白令海峡——我曾坐在一架苏联运输机里从西伯利亚横穿白令海峡,那时我同他母亲结婚刚刚一年。

法官问:“你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坏消息?”

“我只想陪在您身边。”我说。

“我说,爸爸,我有个约会。”

最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餐厅老板说那里有一对夫妇常年用高压水流和水槽淘金。我们在驱车前往这个小河谷的途中经过了无数废弃的拖拉机、拖车、水泵、汽车和卡车,这些东西大概得值好几百万美元。我们在小河谷看到了那对淘金夫妇,他们正对坐在两个箱子上吃饭,他们的食物只有一袋打开的面包和一些花生酱。我同他们聊了一会儿,我问他们收获如何。

“我有个约会。我得进城去一趟。”

“还不就是那桩反托拉斯案。我得去跟法官谈谈。”

于是我回应道:“爸爸,行了。我每周都去和法官协商,这事您都知道的。今天我们还有些事要商谈。”

他立马勃然变色。“你根本没能力做这种事情!你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说你去和法官谈,谈什么?”

只有一件事情依然让我们争论不休,那就是反托拉斯案。1952年政府对此案提起诉讼,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一年及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头几年,IBM一直在同司法部进行谈判。我是想把案子在提交法庭审理前了结。时不时地,我们的律师就会带着我到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大楼去,坐在一张长桌边同司法部的律师及法官进行协商。法官名叫大卫・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个子矮小,声音沙哑,比我大不了几岁。这是他经手的最大一桩反托拉斯案,他想要好好表现一番。不过他跟我从来没什么话好说,那些公诉人也是,我一直觉得那些会谈进展寥寥。不知道是有什么法律上的规定导致他们不能跟我多说,抑或仅仅因为他们觉得我愚昧无知,不值得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我对他们的印象一直就是:他们更乐于同我们的律师交谈。

六月初的时候,我去看望了他一趟,随后便前往罗得岛州的纽波特准备参加去百慕大的帆船比赛。我挑选了出色的队友,船只也已准备妥当。我离开新迦南时,父亲有些病怏怏的,不过看上去情况还算稳定。但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母亲打来电话,我在码头上接的电话。她说:“汤姆,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不去参加比赛的好。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虽然你爸爸的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接完电话后,我回到船上,指定一名资深队员当领队,对他说:“你带队去百慕大吧。”

他说:“不,你去吧,但不要作出任何决定!”

父亲晕迷的原因是胃梗塞,此时做手术为时已晚。安特努奇告诉我说:“你父亲撑不过去了。”父亲入院后曾清醒过来,但他随即开始陷入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我们走进病房看他时,他有时能认出我们,有时完全认不出来。我记得他的腹部已经胀大,透过被单都能清楚地看到。慰问的电报和来信开始从世界各地飞来。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打来电话,当他得知我父亲已经不能说话时,便派人送来一封慰问信。信的大意是:“您的一生是了不起的一生,但您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祝早日康复。”我走进病房,把这封信给父亲念了几遍,他好像是听见了。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父亲会永远在我身边为我出谋划策,就像他在过去一年里做的那样。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那年冬天他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于是一直待在佛罗里达。因为患有胃溃疡,他没法正常进食。从我记事开始,父亲的胃就一直有毛病。他经常消化不良,得服用小苏打。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关起门来狂打一阵嗝,然后继续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他还会胃出血,但他从不当回事。在他看来,患有胃溃疡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因为按照他的老眼光,只有酗酒的人才会得胃溃疡。他忘了25年来自己一支接一支抽的那些烟,也从不接受工作压力会导致胃溃疡的说法。

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956年5月,父亲正式将总裁一职交给了我。他把这事办得十分庄重,表现出全然自愿的姿态,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不用经过艰苦斗争就得到他的任命。在董事会投票通过这一任命后,我跑到一家银行买了一叠5元金币。我在午餐会上将它们分发给诸位董事,并发表了一番讲话,说父亲担任总裁的这些年是IBM的“黄金年代”。接着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刊登了我和父亲握手的照片。父亲在接受该报采访时特别说道:“我并非退休。我只是想把更多时间花在IBM世界贸易公司上。”可不过一个星期,父亲便对迪克做了同样的事情——任命他为IBM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

我说:“要知道,当人们打算淘金时,心里想到的可不只是‘靠这个吃饭’。”

在我动身之前,公司的一位董事来找我。他叫吉尔伯特・斯克里布纳(Gilbert Scribner),是芝加哥一家不动产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很有影响力。斯克里布纳是我们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问我:“你想拿多少薪水?”

结束对此地的访问后,我掉头去接两个孩子,随后我们驾驶飞机飞越了迪韦德峰——它隶属的山脉将阿拉斯加沿对角线分成两半。我们的飞机需要补充燃料,所以我把飞机停在一个简易机场的杂货店前面,店员们把一根管子沿着门廊拉出来,给飞机加满汽油。我突然发现,这里是自西伯利亚之后我去过的最偏远的地方,这个发现让我震动不已。我本想一路飞到美国最北部的城镇巴罗角,但空军正在建设远程预警雷达防线,那里的机场已经爆满。我们只得掉头返回白令海峡的科策布,就在北极圈以北一点点的地方。我把飞机拔高,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苏联的小代奥米德岛和大代奥米德岛了,它们离阿纳德尔不远,阿纳德尔是二战时我在西伯利亚停留的最后一站。我把这些都告诉了汤姆。

在我看来,此事关乎的并不只是我们对某位员工的处理方式。我父母担忧的是,随着父亲渐渐淡出IBM的舞台,公司的管理层将会丢掉关怀员工的作风,而这曾是他殚心竭虑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事情不是这样的,于是坐下来写了封信给他们俩,说了说我希望父亲此时在公司应扮演的角色。这是我给他和母亲写过的最长的一封信——有12页——我在信里倾吐了我对IBM,对公司前景,对各种问题以及对如何做好总裁的一切思考。我想把这事一次了结,说服父亲彻底退隐,将公司的事务放心地交给我来处理。

现在回想起来,这封信的出发点依然是我对掌握公司全部控制权的渴望,但里面扯了很多无关的事情。因为在当时,对于影响IBM前途的重大问题,父亲已经在听从我的意见了,他在我身边充当的角色更多是一个良师益友而非顶头上司。他基本上已经不跟我争论了,但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比方说,他已经克服了对借贷的反感,在他的同意下,威廉斯和我以相同于公司发展速度的速率不断增加贷款额度。我们向保德信金融公司借的钱最后超过了3亿美元,这些债务完全可以用我们新建工厂生产的设备获得的利润偿还。父亲还准许我对IBM的养老金政策和福利政策进行彻底改进。这些改进措施让IBM的员工不再担心“对自身及家庭的看顾”,实际上完全符合父亲一贯的关怀员工的主张,只是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他设想的方案是每位员工退休后一年能领取最多3300美元的养老金,金额多少仅仅取决于员工为公司效力的时间长短,这在他那个年代算是很先进的政策了。而我们根据时代变化制定了新的方案,我们不仅考虑到工作年份,还考虑到员工在职时的工资水平,按照这一方案,退休员工每年最多可领取2.5万美元的养老金。IBM还成为美国首批提供重大医疗保险的公司之一。

“有意思哈。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你进城去干吗?”

汤姆敬上

父亲知道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但在他心底深处,依然对签署和解协议有着固执的反感。一天,他到公司来了,到得比以往都早,那天正是我准备前往法院大楼的日子。他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信件,看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有什么琐碎事情需要处理。他肯定有想过:“汤姆!我可以见见汤姆了!”于是大概九点钟的时候,他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那个讨厌的呼叫铃响了起来。我进城开会的时间就安排在九点半。但我从来都对他的召唤有求必应,于是我上楼去了他办公室。

“天哪,天哪,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那个推销员以一种嘲讽的口气说。同我在阿拉斯加见过的许多IBM员工一样,这个家伙也是个“直肠子”。我没有对他发火,他的态度是对我的一个警醒,而我很高兴有人这样警醒我。我心想:“我还是低调些为好。我刚才表现得就像个大喇叭。”

“自从你父亲把我招进董事会——”

父亲似乎下定决心决不让步。但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IBM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一次大型会议,父亲和我都将前往参加。当时我正在外面出差,到得晚了一些。当我走进宴会厅时,发现现场的气氛比以往略微活泼一些。我被领到主桌,当我俯身亲吻父亲时,我看到桌上摆了酒!就放在冰桶里,而且不光是这一桌,所有的桌上都放着酒。我把主工程师麦克道尔拉到一旁,问他:“沃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在世时曾表达过对自己葬礼的期望:办得既传统又庄重——躺在敞盖的棺材里,朋友们依次上前瞻仰遗容,然后在公园大道的布里克长老会教堂举行隆重的葬礼,由他的老朋友保罗・奥斯汀・乌尔夫神父(Priest Paul Austin Wolfe)主持。我和迪克按照他的意愿进行了安排。我们穿着黑色西装,走进殡仪馆,只有迪克和我,我们在敞盖的棺材前待了一会儿。首先前来致哀的是斯派罗斯・斯库拉斯(Spyros Skouras)和伯纳德・吉伯尔(Bernard Gimbel),两人都是德高望重的商业人士。吉伯尔创立了自己的百货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Saks Fifth Avenu),并使其名满天下。斯库拉斯靠在圣路易斯经营连锁电影院起家,后来成为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的老板。他对父亲一直很好,在父亲最后的那些日子,他送给我父亲一台电影放映机,还每隔一两个月便送来一部父亲想看的电影。父亲的这两位朋友走进殡仪馆,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为他的离去伤心了。这会儿你们可能觉得一片空茫,但想想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看看那副面孔,想想他来自何方,想想他出生的农场,想想现金出纳机公司。”他们的话让我感觉意味深长,因为他们都是白手起家的人,他们知道父亲的奋斗史。随后又有数百人前来致哀——联合国秘书长、外交家、企业家以及在IBM工作的普通员工。

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那些日子,他会一连好几个星期从办公室消失。他爱上了到全国各地进行随兴的长途旅行。父亲一直是这样,身在旅途的时候心情最好。每次作这样的旅行,他只会带着我母亲、司机和几个行李箱,有时一路开到芝加哥去,有时会从旧金山出发向东行驶,一路探访沿途的IBM办事处,每晚都同当地员工坐下来共进“家庭式”的晚餐。父亲总是会在这些聚会上侃侃而谈,说他是多么感谢我母亲、回忆他们两人是怎样相携相伴着走过了一百多万英里的旅途。他总是会说:“我们从未感觉离家很远,因为我们一直都在IBM这个大家庭里。”母亲会带着恬静的微笑坐在他身旁,要是他说的时间太长,母亲就会悄悄地拉拉他衣服后摆。母亲很少开口,顶多说句“谢谢大家”。

信心

办完这件事让我如释重负。搬家之前母亲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的妹妹们带她去西班牙和爱尔兰旅行散心。她在爱尔兰时我去陪了她六天,发现她精神状态很好。她住在阿什福德城堡附近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租了辆老式的高背座椅宾利汽车,雇了个专用司机。那是个健谈的爱尔兰人,他同母亲相处得很好。母亲一贯是走到哪里都想四处看看,了解当地的历史,所以他们每天都会开车到乡间游览。当地有些英国人修建的建筑物周围环绕着十英尺高的石墙,母亲对这些漂亮的石墙十分喜爱,当她指给我看时,那位爱尔兰司机说:“夫人,您得记住,在饥荒年代,一个人得工作一整天才能换来一碗热汤,那些墙就是这么建起来的。”我的祖母就是在饥荒年代逃难出来的,所以从此以后,母亲就很少谈论那些石墙了。

我想,在他把公司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肯定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逼近。这也许是让他决定彻底退出IBM舞台的唯一原因。但同时我也觉得,他之所以拒绝接受手术治疗,是因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如果我和迪克还不能让他放心,如果他依然觉得IBM完全离不开他,说不定他会冒险接受手术,再活上几年。但他看到我把公司管理得井井有条,看到迪克在海外的业务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我猜他肯定是想:“我的一生完满了,是时候走了。”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显然拖不过一个月。那年6月的纽约热得让人难受,父亲便待在新迦南的乡间别墅。1956年的总统大选正在进行,从电视上观看竞选使他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他乐此不彼地嘲笑着政客们反复无常的表演。他的神智十分清醒,也不觉得哪儿疼,但是因为食不下咽,他已经没有一丝力气了。他又进行了几次输血,但那只能让他暂时有所好转,很快他便继续衰弱下去。

“爸爸,”我说,“让我们现实一点。您知道大家都怎么干吗?每次举办宴会时,每十个人里便会有一个人在旅馆订个房间,在那里摆满美酒,大家在赴宴之前先到那里痛饮一番。禁酒令实际根本没用。”

这话让我怒火中烧。我说:“最近这些年父亲在IBM的活动可没有以前那么高,而我们的利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16%。我想,这一局面你们董事会应该希望保持下去吧。”于是他说他会回去和委员会商量商量。

父亲尸骨未寒,董事会就向我摆出了如此强硬的态度。我想,如果此时我退缩了,那将来很可能无法掌控董事会。我从未想过我的回应态度有任何一点不合理之处,我甚至觉得他们向我提出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对我的冒犯。我没有留下来等待董事会的商谈结果,而是按原计划出发前往阿拉斯加。

“可是汤姆,”她说,“你跟安特努奇医生说了你会接受手术的。”

“这事你可不能妥协!”他说,“先是喝些白葡萄酒,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

我感觉如此宽慰,不禁热泪盈眶。

举行葬礼的时间到了,我们合上棺盖,前往教堂。父亲的葬礼安排在立夏的第一天,纽约天气闷热、细雨绵绵。布里克教堂水泄不通,门厅站满了人,主厅侧翼的礼拜堂里坐满了人,就连地下室里也挤满了人。我们安装了特别的音响系统,好让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能听到乌尔夫神父的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词,赞颂了使父亲获得成功的决心和质朴品质、父亲对人们作出的贡献。葬礼结束后,我们一家人前往沉睡谷墓园为父亲下葬。二战期间我和奥莉芙的第一个孩子夭折时,父亲在那里买了块地作为家族墓地,我们将把父亲葬在那里。乌尔夫神父在悼词里特别为我和迪克援引了《圣经》中的一段话:“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圣经・旧约全书》列王记上2:1-2)”但我站在墓园看着父亲的灵柩一点点放入墓穴时,丝毫也没觉得自己像所罗门王,我只觉得悲痛欲绝。

他说:“你那么重视在宴会上上酒这件事情。你是年轻人,你知道这些事情,我可不想做个老顽固。所以我听从了你的意见。”当然,他知道这次宴会上了酒的消息会立刻传遍IBM的每一个角落,要想再用过去严格的禁酒令规范员工得花上我好几个礼拜的时间。我大为吃惊,要知道,这大概是父亲在25年中第一次表现出他性格里顽皮的一面。既然现在我是大老板了,他就阳奉阴违地给我来了次恶作剧。

接着我们往南飞了两百英里,返回诺姆市,在一家旅馆住了两晚。旅馆里有个餐厅,名叫白令海咖啡厅。我认识了餐厅的年轻老板。我们到那里的头天晚上,他和他的夫人同我们共进了晚餐,他问两个男孩子有没有读过杰克・伦敦写的那些关于育空河的故事。汤姆说读过,于是餐厅老板问他:“那你们想不想去淘金啊?”

一切结束后,我带着奥莉芙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前往百慕大群岛。我们住在一个海滨度假村,还租了摩托车,以便更好地游览这个小岛。在那里住了几晚之后,父亲去世对我的打击终于表现出来,我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同折磨迪克多年的病症一模一样:喉咙肿胀、呼吸困难。奥莉芙急忙找来医生给我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才让我免于窒息而亡。但随即我身上出现大片触目心惊的红疹,根本退不下去。我一回到纽约便去找安特努奇,他告诉我说这都是因为我悲痛过度而导致的。

第二天我们启程回家。我们从安克雷奇直飞纽约,途中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我都不知道副驾驶员和我是怎样办到的。我们返家的速度如此之快,汤姆和约翰给他们母亲带的鳟鱼都还新鲜得很——我们动身前在安克雷奇买了一兜子鱼。

“这个嘛,”他说,“我们每天淘洗很多沙子,多少总能淘到点东西。现在我们过得还算不错,我们有辆像样的卡车,冬天的时候能去西雅图过冬。”

“我们就靠这个吃饭。”那个男人告诉我说。

父亲刚去世时她曾跟我和我弟弟说:“没有你父亲,我怎么活得下去。”但葬礼结束后,她性格中的坚毅一面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我问她:“妈妈,你想做点啥?你有什么打算?”

“没有的事。”我说。

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肯定对我们之间漫长的争斗终于抵达终点而感到释然。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在当时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会让我同他相处时态度更好一些。有件事情也是我不断试图说服他的,那就是解除IBM的禁酒令,尽管我知道对于这件事情他一生都很抵触。我常常对父亲说:“爸爸,我们IBM举行晚宴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提前半个小时或四十五分钟到场,而他们只有橙汁可喝。这段时间显得可尴尬了。也许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提供些白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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